摘要

笔者对象数易学的批评主要源于它偏离了《周易》的原始义理，将一部史鉴经典变成了占卜操作的实用手册。然而，这种批评本身无法解释为何这种"偏离"能够长期存在并获得广泛接受。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跳出纯粹文本分析的框架，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角审视象数易学流行的内在机制。本文认为，象数易学的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满足了人类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适应了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成了自我强化的知识传承系统，并且深深契合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引言：虚构与流行的悖论

在当代文化景观中，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完全虚构的修仙玄幻题材作品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其流行程度往往超过许多写实主义作品。这种文化消费偏好并非当代独有，回溯中国思想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深刻的类似现象——以复杂符号系统和神秘操作技术为特征的象数易学，尽管"不能正解周易"，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持续流行，并长期占据易学研究的主流地位。从先秦的观象系辞说，汉代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到宋代邵雍的先天学，再到明清时期的各种术数体系，象数易学构建了一套看似严密却又充满虚构性的宇宙解释系统，这套系统与《周易》原始文本的关系往往若即若离，却在社会认知和文化实践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什么一种偏离《周易》本义的"虚构"知识体系能够成为易学主流并持续流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象数易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能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特殊机制提供重要线索。本文将从知识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和历史语境等维度展开分析，试图揭示象数易学流行的深层原因。

二、象数易的虚构性简单剖析

2.1丰铭易学对象数易的批判

丰铭易学认为，象数易在解读《周易》时存在诸多虚构和牵强附会之处。例如，在对卦象的解读上，象数易常常过度阐释，赋予卦象过多主观臆想的象征意义，而这些象征意义与《周易》经文本身并无联系。在运用数字进行占筮和推理时，象数易也缺乏严谨的逻辑依据，对数字的运用和解读显得随意而缺乏科学性。象数易中的绝大多数概念和理论，在《周易》的原始文本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阐述，属于后人的虚构和创造。

2.2象数易虚构性的具体表现

象数易虚构性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卦象解读的随意性。象数易将卦象与世间万物按照特定规则关联，导致不同视角下一个卦象可能有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缺乏统一的标准和依据。二是数字运用的神秘化。将一些数字赋予特殊的神秘含义，通过数字的组合和运算来预测吉凶祸福，这种做法缺乏科学依据，更多地是基于迷信和心理暗示。三是理论体系的建构缺乏严谨性。象数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但这个体系内部存在诸多逻辑漏洞和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

三、认知需求与心理慰藉：象数易学的解释系统

人类天生具有对神秘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时，总会寻求各种解释系统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掌控感。象数易学之所以能够流行，首先在于它通过卦象、数字等元素构建了一套看似严密且可操作的宇宙人生奥秘解释框架，满足了人们对确定性的深层心理需求。在认知心理学视角下，人类大脑倾向于寻找规律和模式，即使面对随机事件也会构造出因果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模式寻求"(patternseeking)或"妄下结论"(apophenia)。象数易学通过其复杂的符号系统和操作技术，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现象的认知工具，从而在心理层面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汉代象数易学的核心"卦气说"就是这种解释系统的典型代表。它将六十四卦与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精密对应：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主四时；十二辟卦主十二个月；六十卦配一年365又1/4日，每卦主"六日七分"。这种安排不仅构建了一个宏大而严整的宇宙图式，更将自然现象与卦爻变化直接联系起来，使人们相信通过观察卦象变化就能预测和解释气候异常与社会变动。《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正反映了这种解释系统的实践效果。当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发生时，人们往往将其归因于"卦气悖乱"，如《谷永传》所言："王者躬行道德，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失道妄行，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这种解释虽然缺乏科学依据，却在心理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世界的简化模型。

象数易学之所以能够满足人们的认知需求，还在于它将自己虚构的抽象哲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系统。比如它提出《周易》本身包含"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所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然后将这一方法发挥到极致，逐步发展出包括爻象、卦象、八卦、六十四卦、太极图、河图洛书等在内的庞大象征系统。这些"象"不是简单的形象，而是具有时空内涵的全息符号，如有学者所言："《周易》的象不是简单的点面结构的平面象、低维象，而是立体象、多维象、高维象"，能够"从一个小的局部包含着一个大的整体"、"一个断层面可以预知它的之前和之后"。这种全息性思维使象数系统具有极强的解释弹性，几乎可以涵盖任何现象。

从认知角度而言，形象思维比抽象思维更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处理图像信息的速度比处理文字信息快6万倍，记忆图像的效果也远优于记忆抽象概念。象数易学通过卦象、爻象等视觉符号系统，将抽象的阴阳哲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大大降低了理解门槛，增强了记忆效果。例如，乾卦的六爻可以直观地想象为六条连续的横线，象征天的刚健；坤卦的六爻则是六条中断的横线，象征地的柔顺。这种形象化的表达方式比纯粹的文字阐述更易于传播和接受。

表：象数易学满足人类认知需求的主要机制

此外，象数易学还通过发展各种占卜预测技术，满足了人们对未来的控制欲望。京房创造的"纳甲法"将天干地支纳入卦爻系统，使易占更加精密化；"飞伏"理论则通过显隐卦象的转换，增加了占断的灵活性；"爻辰说"将爻位与十二地支相配，构建了时空统一的预测模型。这些技术虽然操作复杂，却因其表面上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而获得了权威性。当人们面对重大抉择或危机时，这种能够提供明确指引的技术系统自然比史鉴意义上的《周易》本义研究更具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象数易学满足认知需求的方式与历代流行文化中的玄幻题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正如历代观众明知武侠、修仙故事纯属虚构却仍乐此不疲一样，古人对象数系统的接受也并非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人类行为既受工具理性驱动，也受价值理性影响。象数易学的流行恰恰体现了这种双重性——它既作为一种实用技术满足人们的预测需求（工具理性），也作为一种价值系统满足人们对宇宙秩序的理解渴望（价值理性）。正是这种双重吸引力，使得象数易学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持续保持其影响力，占据"易学"的主流地位。

四、权力共频与知识生产：象数易学的政治功能

象数易学之所以能够长期流行并成为易学主流，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它与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度共频。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曾指出，任何知识体系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其产生、传播和接受过程都与社会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象数易学的发展史充分印证了这一观点——它既被权力塑造，也为权力服务，形成了知识与权力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

汉代象数易学的兴起本身就与当时的政治需求密不可分。汉武帝时期，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局面已经形成，但亟需一种能够适应这种大一统格局的新世界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而他开创的"春秋阴阳说"则将儒家价值理想纳入阴阳家的世界图式中。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各派经学家纷纷效仿，将阴阳术数与儒家经典相结合：《尚书》学者发展出"洪范五行说"，《诗经》学者创立"四始五际说"，《礼经》学者形成"明堂阴阳说"。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实质上是这种经学思潮在易学领域的表现，是"阴阳术数之学与《易》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象数易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探索，而是服务于大一统帝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知识工程。

象数易学与政治权力的共频关系在灾异谴告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代象数学家将自然灾异与政治得失直接联系起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灾异解释体系。这种理论实际上为知识分子批评朝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通过将自然灾害解释为政治失误的象征，儒生们得以间接约束皇权，实现"以天制君"的政治目的。正如《周易参同契》所描述的那样，当"卦气不效"时，就会出现"二至改度，乖错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等反常现象，这些现象被视为上天对人间政治的警示。

值得注意的是，象数易学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并非单向的迎合与服务，而是双向的利用与制约。一方面，统治者借助象数系统论证其统治合法性，如汉代皇帝常因"卦气理效"而获得天命认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通过象数理论对皇权形成某种制约，当出现灾异时要求皇帝反省修德。这种微妙的平衡使象数易学在当时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即使象数预测并不准确，其政治功能也足以保证它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所言，符号权力(symbolicpower)的效用不在于其真实性，而在于其被认可的程度。

象数易学与权力结构的共频还体现在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制度化过程中。汉代以降，象数易学逐渐被纳入官方学术体系，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陆九渊《年谱》记载，他三十三岁秋试乡举、三十四岁春试南宫时，"皆为《易》卷"，足见易学在科举体系中的地位。这种制度化的知识传播确保了象数易学的再生产能力和主流地位。即使如陆九渊这样的心学大家，也不得不精通象数易学以应对科举考试，尽管他在思想上更倾向于义理派。知识社会学家常常强调教育制度在维持特定知识体系霸权地位中的关键作用，象数易学的历史正印证了这一点——通过科举制度的保障，它得以代代相传，即使遭到王弼等义理学派的批判也未能动摇其根基。

表：象数易学与权力结构的互动关系

象数易学与权力的共频关系在宋代以后发生了有趣的变化。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理学兴起，象数易学的政治功能有所减弱，但其在民间的影响力却持续扩大。这一变化反映了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当一种知识体系失去官方支持后，仍可能通过其他渠道保持活力。宋代邵雍的"先天学"虽然也属于象数系统，但更多带有私人学术性质；而明清时期的各种术数流派，则进一步向民间社会渗透。这种从庙堂到民间的转变，使象数易学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其流行形式虽然改变，但基本内核依然延续。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看，象数易学的政治功能解释了它为何能够长期占据易学主流——一种知识体系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内在真理性，更取决于它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契合程度。象数易学因其独特的宇宙观和政治解释力，成为传统社会中连接天人之际的重要媒介，这种角色是纯粹史鉴性的义理易学难以替代的。即使它偏离了《周易》本义，也无法否认它在历史上实际发挥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其说是学术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政治性的，是知识与权力长期互动的必然结果。

五、路径依赖与知识传统：象数易学的自我强化机制

象数易学能够长期流行的第三个关键因素在于其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构建了一个自我强化的知识传统。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理论认为，某些制度或技术一旦被采用，即使存在更优的替代方案，也会因转换成本过高而持续存在。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知识体系的演变——象数易学在汉代确立基本框架后，尽管不断遭到批评和挑战，却因其深厚的传统积淀和完整的解释系统而难以被取代，形成了知识史上的路径依赖现象。

象数易学的路径依赖首先表现在解释方法的自我指涉性上。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象数易学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概念工具和操作规则。这些概念和规则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系统，系统内的命题只能通过系统自身的定义来验证。例如，判断一个卦象的吉凶需要参考爻位关系、卦气流转、五行生克等多重因素，而这些因素的解释权完全掌握在象数专家手中。这种自我指涉的特性使得象数系统具有很强的抗反驳能力——任何对象数预测失败的批评都可以被解释为操作者水平不足或条件不充分，而非系统本身的问题。甚至，根据他们多变的象数理论，一个卦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得出无限种解释，即使人为排错，也有错卦错断这样的理论诡辩。正如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所言，这种具有"保护带"的理论体系往往能够抵御经验事实的反驳，维持其核心理论的稳定性。

汉代京房易学就是这种自我指涉系统的典型代表。《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京氏易传》"虽以《易传》为名，而绝不诠释经文，亦绝不附合易义"，而是建立了一个以"世、应、飞、伏、游魂、归魂诸例"为核心的独立体系。这个体系虽然与《周易》经文关系疏远，却因其内在的逻辑自洽性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生命力。京房将六十四卦分为八宫，每宫一纯卦统七变卦，构建了严密的卦变系统；又通过"纳甲法"将天干地支纳入卦爻系统，增强了预测的对应性。这些创新虽然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却也使其解释弹性大大增强，能够应对更多样的情况。从知识演进的角度看，这种复杂性增长正是路径依赖的重要表现——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不断通过内部调整来适应外部挑战，结果却使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学习成本越来越高，反过来又强化了专家权威和系统价值。

象数易学的路径依赖还体现在知识传承的师承关系上。中国传统学术特别强调师承家法，象数易学尤其如此。汉代象数易学有明确的师承脉络：比如孟喜传焦延寿，焦延寿传京房。这种师承关系不仅保证了知识的准确传递，也形成了排他性的学术共同体。孟喜的"卦气说"最初被视为异端，但通过师徒相传逐渐获得认可；京房在老师焦延寿"分卦直日"方法基础上发展出更为精密的占验体系。这种师徒相授的传承方式虽然保证了知识的连续性，却也容易导致思维的固化——学生必须全盘接受老师的理论体系，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创新。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Durkheim)曾指出，传统社会中的知识传递往往通过"机械团结"的方式实现，即通过严格遵循既定规则来维持社会秩序。象数易学的师承传统正是这种"机械团结"的体现，它确保了知识的稳定传承，却也抑制了学术求真的可能。

其实，象数易学的路径依赖并非完全消极的现象。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传承的连续性使得后代学者也能够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完善理论体系。宋代象数学家如邵雍等人虽然批评汉易的某些观点，却仍然在象数框架内进行思考，发展出了"先天学"等新理论。这种在传承范围内的创新，使得象数易学能够保持活力而不致僵化。正如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所言，即使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也会通过解决"谜题"来推进知识发展。象数易学的发展历程同样展现了这种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它既受制于路径依赖，又通过内部调整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

表：象数易学路径依赖的主要表现

象数易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在与其他知识体系的竞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历史上，义理派曾多次试图取代象数派的主流地位，但都未能完全成功。魏晋时期，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开创了义理易学的新传统，但象数思维并未消失，而是在民间和部分学者中继续流传。宋代程颐、朱熹等人虽然重视义理，却也承认象数的价值，朱熹甚至努力"兼摄义理与象数"。这种此消彼长却从未完全替代的竞争格局，正是路径依赖效应的典型表现——即使存在理论上更优越的替代方案(如义理易学)，象数易学也因其深厚的积累和完整的体系而难以被彻底取代。需要说明的是，王弼、朱熹等义理学者口中那个所谓的“义理学”，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以象数易学打底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象数易学的路径依赖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生产的特殊性。与现代科学强调怀疑和证伪不同，传统学术更注重继承和诠释。在这种知识生态中，一种理论体系一旦确立基本框架，就会通过注释、引申、应用等方式不断丰富和发展，而非被彻底推翻和取代。象数易学作为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其持久流行不仅源于其内在的理论价值，更源于整个传统文化对知识连续性的高度重视。即使从学术角度象数易学只能定性为"伪易学"，也无法否认它在传统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种地位既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传统知识生产方式自我强化的产物。

六、思维契合与文化基因：象数易学的深层文化基础

象数易学能够长期流行的第四个关键因素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深度契合。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主流的抽象逻辑思维不同，更倾向于通过具体形象和类比联想来理解世界的"象思维"模式，而象数易学恰恰将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了极致。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契合，使得象数易学虽然是脱离《周易》本义的"虚构"之说，却能够在广大民众甚至知识精英中获得广泛接受。

象数易学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契合还表现在其时空统一的宇宙观上。西方思想往往将时间和空间视为分离的维度，而中国传统思维则强调时空的统一性。象数易学中的"数"就体现了这种时空观："象数之'数'是一种时空数而非简单的量化数，这个数因为带着时空的概念，因而也就包含了气化内涵"。以河图数为例："'1'数代表着'水'（寒），方位北，冬至，气化为'藏'；'2'数代表着'火'（热），方位南，夏至，气化为'长'"。这种将数字与方位、季节、气候等因素统一起来的认知模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对宇宙的整体把握。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曾指出，神话思维的特征之一就是将不同领域的现象通过"符号形式"联系起来。象数易学的时空统一观虽然比原始神话思维更为系统化，但其基本认知机制是相似的——都试图通过符号的类比和关联来理解世界的统一性。

中国传统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实用操作胜于理论建构。这种实用取向使得象数易学中的占卜预测技术获得了特别的发展。京房的"纳甲法"、邵雍的"梅花易数"等各种预测方法，虽然理论依据可疑，却因其实际应用价值而广为流传。陆九渊虽然心学立场鲜明，也认为："《易》的功用是使人避凶致吉，而《易》所以有此功用，在于《易》揭明了宇宙之理，使人'顺以致吉''逆以致凶'"。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得象数易学即使在理论层面受到质疑，也能因其操作价值而持续存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曾指出，一个观念的"真理"在于它的实际效果而非抽象符合。从这种视角看，象数易学的"真理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周易》本义，而在于它能否为人们的决策提供有效的指导——正是这种实用价值，使得它能够超越学术争议而广泛流行。

表：象数易学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契合点

象数易学与中国传统思维的深度契合，还可以从语言与认知的关系角度理解。汉语作为一种象形文字系统，其认知方式本身就具有形象性和联想性的特点。学者汪裕雄曾提出"意象思维"概念，认为中国传统思维通过"意象"而非"概念"来把握世界。象数易学中的卦象系统正是这种意象思维的典型表现——乾卦不仅代表"天"，还象征"君"、"父"、"首"、"马"等多样事物。这种多义性和联想性虽然降低了概念的精确性，却增强了符号的表现力和解释弹性。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Jung)曾对《周易》的象征系统表示高度赞赏，认为它反映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象数易学的流行正是因为它的符号系统激活了深植于中国文化心理中的认知模式，使得即使没有专门训练的人也能直觉地理解其基本意涵。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思维契合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延续至当代。现代社会对象数易学的持续兴趣，从学术研究到民间算命，反映了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顽强生命力。即使在科学理性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人仍然倾向于通过象征和类比而非逻辑分析来理解复杂现象。这种文化心理的连续性，使得象数易学虽然面临现代学术的严格检验，却依然能够在特定领域保持影响力。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habitus)概念有助于理解这种现象——深层的文化认知结构会通过教育、家庭、社会交往等渠道代代相传，形成相对稳定的思维倾向和行为模式。象数易学的持久流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契合了这种深层的文化"惯习"。

从更宏观的文化视角看，象数易学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契合反映了文化基因的稳定性。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提出的"谜米"(meme)理论认为，文化信息像基因一样能够自我复制和传播。象数易学作为一组复杂的文化"谜米"，因其与中国传统思维的高度兼容性而获得了强大的传播优势，并且在文化心理层面留下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中，也渗透到日常语言、民俗习惯、艺术表达等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全面地把握象数易学为何能够长期流行——它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文化表达，承载着国人特有的世界观和认知方式。

七、结语：文化流行与学术求真

通过对象数易学流行原因的多维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核心结论：一种知识体系或文化表达的流行程度与其"真实性"并无必然联系，而取决于它满足人类需求的综合能力。象数易学虽然偏离《周易》本义而不具有学术价值，却因其满足了认知需求、适应了权力结构、形成了路径依赖、契合了思维模式等多元因素，得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持续流行并成为易学主流。这一现象不仅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具有重要价值，也为认识当代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深刻启示。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象数易学的流行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合法性的特殊标准。在现代科学理念下，知识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经验验证和逻辑一致基础上；而在古代中国，知识的合法性更多取决于其社会效用、历史传承和文化认同。象数易学虽然不符合现代科学理念，却因其政治功能、师承传统和社会思维契合而获得了持续存在的正当性。这种差异提醒我们，评估一种知识体系的价值必须考虑其所处的文化语境和历史阶段，避免用现代标准简单否定。正如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所言，理解必须建立在"视域融合"基础上，即尊重历史事物自身的意义世界。

象数易学的历史命运也揭示了知识体系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当汉代大一统帝国需要构建新的世界观时，象数易学应运而生；当科举制度确立经典解释的权威标准时，象数易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当宋代以后文化权力下移时，象数易学又向民间社会渗透。这种适应性变化表明，知识体系的活力还在于其与社会需求的动态契合。

从认知角度反思，象数易学的持久流行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人类是否真的如启蒙运动所设想的那样是纯粹的理性动物？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决策既受理性计算影响，也被情感、直觉和象征性思维所左右。象数易学通过其形象系统、预测技术和宇宙论解释，同时满足了古人对理性认知和情感慰藉的双重需求。这种综合性正是它在当代依然保持吸引力的深层原因——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时仍会寻求超越纯粹理性的解释和安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概念，就是对这种非因果性关联现象的现代探索，它与象数易学的"感应"思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当代文化研究中，象数易学的流行现象可以与现代流行文化中的玄幻叙事进行富有启发的比较。正如当代观众明知玄幻剧纯属虚构却仍乐此不疲一样，古人对象数系统的接受也包含着类似的"自愿暂停怀疑"(

willingsuspensionofdisbelief)心理机制。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提出的这一概念，解释了人们如何能够明知故事不真实却仍投入情感。将这一观点延伸至象数易学，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一种"虚构"的知识体系能够长期流行——它提供的不仅是认知工具，更是情感体验和意义建构。象数易学的历史提醒我们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韧性——人类对意义和象征的需求从未改变，只是表现形式随时代而异，即使面临科学理性的全面挑战，深植于文化心理的思维模式仍会以各种形式持续存在。

综合以上分析，为什么象数易学这种"虚构"的学说能够长期流行并成为易学主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多层次的回答：在认知层面，它满足了人类对确定性、解释力和控制感的基本需求；在社会层面，它与古代权力结构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在知识传统层面，它建立了路径依赖的自我维持机制；在文化心理层面，它契合了深植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多维度的适应性，使得象数易学即使面临理论挑战和实践失败，也能持续保持其影响力。

然而，我们在肯定象数易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其虚构性和局限性。虽然，"真实性"并非文化生命力的唯一标准，但却是学术生命力的唯一标准。当今科学昌明时代，我们应秉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去伪存真，揭示《周易》真正的本义，使其更好地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