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黄色封面的商务印书馆版的《国史大纲》，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解，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们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
我一直对于作者钱穆的身份有质疑，出生于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后的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身份不明。新文化运动中让我沉醉的是他的激进因素，是那种将传统一股脑儿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
“新文化”，在我们的词典中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大学与中学政治课多是这个，我们其实都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的信仰者，我们要不断抛弃陈旧，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可以对昨天与今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中国传统看起来早已无力面对现代挑战，我们何须要了解与学习它。鲁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没了印象，却始终记住他对青年的告诫——线装书理应被扔进茅房，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传统中国就是裹着小脚的媳妇……“传统”与“现代”在我们的课堂上被滥用，似乎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值得赞扬，而任何“传统”都是阻碍，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在我阅读所及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钱穆混杂于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却似乎从来不与时代旋律相关，他是少量对旧世界如此钟情的顽固派，在李敖的记录里，他在晚年时还为旧文化唱赞美诗……对钱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之前在我内心短暂地激起的儒家文化的青春期热情也曾迅速消退了——诸子百家、魏晋风度与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看起来毫无关联，阿诺德·汤因比他们更有力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