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近五百年，最终能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

范蠡出身贫微，但不甘于生活在社会底层，年幼时师从名相百里奚，发奋苦读，博览群书。在年轻时，就已经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

春秋末期，吴越交恶，争霸诸侯。范蠡本为楚国人，他审时度势，意识到要卫楚就必须先助与楚一衣带水的越。于是，他决心投奔越王允常辅其战胜强吴。听说越宛邑令文种将巡访范公村，于是范蠡身披一张黑狗皮跳出来，拦住文种去路，对文种“汪汪汪”叫个不停，引人侧目。差役驱逐范蠡，被慧眼识珠的文种制止，认定范蠡非凡夫俗子。于是第二天微服拜访，两人共议天下大势，于是一同投奔越王允常，成为越王麾下谋士。

《史记》记载：“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

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吴王阖闾趁机出兵攻打越国，没曾想被越军打败，越国大夫灵姑浮用戈攻击吴王阖闾，斩落吴王阖闾脚拇指。吴王阖闾因伤重去世，临终前告诉儿子夫差：“一定不要忘记向越国报仇。”

三年后越王勾践不听范蠡的劝阻，被当年幻化的胜利前景陶醉得忘乎所以，决心一意孤行，再次实施征吴计划

而此时的吴王夫差，在伍员、孙武等的辅佐下，正为报杀父之仇而厉兵秣马，吴军准备充分，士气高昂，正严阵以待，迎击越军。

越军发动进攻，双方激战于五湖 (今太湖) ，越军一败涂地，狼狈逃回越国。吴军乘胜直追，连战皆捷。勾践最后只剩下5000疲惫之卒，退保会稽山。眼看亡国在即，社稷难保，勾践只得向范蠡求教摆脱危机的方略。在危急的情势下, 范蠡审时度势, 向越王献卑身求和之策：“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 (亲自去吴国为奴) 。”勾践权衡利害，只得接受了这个计策

范蠡深知吴王好大喜功，爱听奉承，在陪同勾践赴吴途中散布舆论，说吴王以仁德鉴于天下，将赦免勾践以示其诚心，给了吴王一顶“高帽子”。到吴国后，范蠡又收买了吴王身边重臣伯嚭，让伯嚭劝吴王不杀勾践，以“不战而取越之国”为饵诱惑夫差获贪天之功。范蠡还设计献美女西施给吴王，乱其心志，无心朝政。范蠡用智慧保全了勾践性命。

起初，勾践在赴吴前曾要把留守越国的任务交给范蠡，但范蠡却提出守国任务最适合文种，而自己甘心情愿陪同越王一起去敌国作人质。谁都知道在敌国不但要忍受屈辱，还可能随时有难以预测的危险，范蠡选择了这个九死一生的角色，令越王深受感动。

之后，文种留守越国，行政抚民，范蠡则陪伴勾践夫妇一起到了吴国，为吴王做了三年服役的奴隶。

在范蠡与好友文种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达成和议, 为越王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勾践与范蠡实行韬晦之计，在夫差面前装得特别恭顺、矫情，骗取了夫差的信任。

又三年后，夫差同意勾践与范蠡一同返国。回国后，勾践在范蠡的辅助下，痛改前非，卧薪尝胆，苦身焦思，立志复仇；效法大地，顺时养生，抚民保教，力图振兴，以待吴国可乘之隙。

勾践复国心切，范蠡却认为越国各方面条件都不利时，需要忍耐，直到吴王先杀了伍子胥，再遭遇天灾，吴民饿得难以活命，而吴王又兴师北伐齐国，远离国境的时候，范蠡认为天时地利人和才进兵，在一举击败吴国，洗刷了会稽之耻，完成了复国战争的胜利。

越灭吴以后，北渡淮河，底盘扩大到江淮以东，得到周天子的封赐予齐晋等中原大国会盟，实现了霸业，提高越国的威望。

然而就在勾践灭吴雪耻、称霸诸侯的辉煌时刻，范蠡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明智，激流勇退，挂冠而去。

范蠡对服侍多年的越王勾践的为人有深刻了解。“只可共患难, 不可共安乐”的越王勾践随时可能将他这个功高震主的臣子送上不归之路时，毅然离去就不仅是一个明智的决断，而且也是一个道德无愧的选择

勾践本就是一个心地偏狭的君王，此时的他再次被灭吴和北上争霸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暴戾恣睢、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听不进逆耳之言，甚至滥杀无辜，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范蠡早已看到了这种危险，而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和富贵利禄享受中的文种对此却浑然不觉。范蠡出于朋友之情给文种写下《遗种书》，书中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多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善意的提醒文种应该像自己一样秘密迅速地离开越国，以免遭杀身之祸。然而文种不知是没有体味其中的真意，还是自认他的“伪病不朝”能够脱祸。

文种后因遭小人诬陷，说文种谋反，勾践于是残忍地赐剑给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以先王试之。”文种面对绝情的勾践，悲愤莫名地伏剑自杀了。相比范蠡的清醒和决断，文种最终还是吃了对勾践幻想的大亏。

出走后的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开始了弃政从商更具异彩的后半世。他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既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又能淡泊名利，成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的典范。

韩愈曾认为范蠡“为人谋而不忠”，理由是范蠡违背了“君存与存，君亡与亡”的道德，是一个“有匡君之智，而无事君之义”大义有亏的人。按照韩愈的逻辑，范蠡一旦做了勾践的臣子，必须永远卖身于勾践，任凭勾践生杀予夺。仿佛当勾践最后要范蠡的脑袋时，范蠡必须能甘心情愿地“引颈就戮”，口中还要高唱“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得不说，韩愈的愚忠思想是多么的严重。

既渴望建功立业, 又谋求避祸全身。这种面对两难而能够机智巧妙的选择者, 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只有范蠡等少数几个人做到了。

人的一生，应该能够像范蠡这样，把持自己生命的航船，溯急流，越险滩，进退有据，快慢有度，大开大合，纵横驰骋，该出手时坚定果决，该退场时机智从容。自己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从不看别人的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