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过，我正在办公室上班。
嘭…嘭…嘭。门外有人敲门。
“请进。”我大声应答。
门开了，是分管物流的高总来了。我正准备问找我有啥事，突然，我感到我坐的椅子左右移动了两三下，移动的距离大约有5公分左右。我唰的一下站起来，脑子里马上反应到是地震。
“地震！”我大声喊道。
“没有感觉到呢。”正朝我走来的高总大大咧咧地应道。
高总的话未落音，剧烈的震动来了，仍然是左右（南北方向）的水平震动，移动的距离超过10公分。霎时，桌上的笔滚到了地上；矿棉板吊顶的天花板不断掉灰尘；铝合金窗户嚓嚓作响；连墙壁都感觉到明显地在晃动。
我的脑子在急速地转动：办公室在三楼，下楼逃生，距离起码有六七十米，还要下两层楼，万一楼房倒塌，岂不更危险？！我所在的是一幢综合楼，一共就三层，一、二层是仓库，第三层只有一、二层的三分之一，我办公室的窗外就是二楼的屋面。即使楼房倒塌了，在屋面也不至于被压住。于是，我喊了一声：“到屋顶。”，一转身就翻过窗户跳到了屋面上。
我双脚刚落到屋面上，便是一个踉跄，屋面也震动得厉害，根本站不稳。我本能地蹲下身子，双手撑地，朝七八米外的一根横在屋面的消防管处移动。到了消防管处，我攥住消防管，转过身来，朝办公室望去：天啦，仅仅比二楼屋面高5米左右的第三层，左右晃动的幅度竟然超过20公分；震动中，不时有墙面砖掉下来；房屋伸缩缝两端1米高的女儿墙，左右晃动不同步，错开的距离也有近10公分；不知从什么地方，还传来低沉的隆隆声（后来听说这是地震发生时发出的“地吼”），我感到一种面对末日的恐惧。
我非常清楚这幢楼房的结构：全框架结构，600mm×600mm的柱，主梁800mm×400mm，全现浇楼面、屋面。这样坚固的框架结构楼房，竟然晃动得如此厉害，我开始担心我的家了。
我的家就在公司附近的小区，相距不过几百米，我住的是一幢七层砖混结构楼房的第二层，老伴还在家里呢。我想，框架结构的楼房都晃动成这样，砖混结构的楼房呢?我不敢想下去了，赶紧扭头朝家的方向望去：还好，那幢楼房还在。小区旁边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楼盘，25层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做外墙装饰，整个楼房用防护网遮住。此时，整幢楼房灰尘弥漫，八九十米高的塔吊在剧烈地晃动，塔吊伸出的长臂则不停地上下摆动。
好像是有人在叫我。我回头一看，是公司的另外两位老总也从办公室的窗户跳到了屋面。我招呼他们到我这里来，攥住消防管。
剧烈的震动还在继续。突然我感到震动有些变化，除了上下左右的震动以外，仿佛还有径向（转圈）的震动。他们可能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一位老总大喊了一声：快跑！他们两人拔腿便跑，我来不及多想，也跟着他们跑。翻过窗户，发现我的办公室一遍狼藉：书柜和饮水机倒在地上；天花板也掉了不少，我顾不得多看，踉踉跄跄地朝楼下跑去。楼梯上有被人丢弃的高跟鞋，还有一副眼镜，我弯腰拣了起来。半道，碰见财务部的出纳员小朱，只见她哭着往楼上跑，我拉她也拉不住，后来听说是地震发生时，她慌忙跑下楼才想起抽屉、保险柜都没有锁，才冒着危险上楼去关锁。唉，职业责任之所然。
刚跑出楼房，震动就停止了（后来调看监控录像，剧烈的震动持续了近三分钟），人们纷纷跑向远离建筑物的草坪，个个面面相觑，掏出手机拨打电话，但网络已经中断了。
我没有到草坪，而是心急火燎地朝家里跑去。小区门外的马路上挤满了人，而小区内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我跑到楼下大声呼喊，无人应声，又跑上二楼敲门，还是没有应答。我急匆匆地返回公司，老远就看见老伴光着脚站在那里。有公司的员工，拿来一双拖鞋，让老伴穿上。惊魂未定的老伴告诉我，她正在网上和苏州的姐姐聊天，突然房屋剧烈晃动，屋外人声嘈杂，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拔腿就跑，出门时，从鞋架上随手抓了两只鞋，穿的时候才发现，一白一黑不说，还是“一顺风”（同左或同右）。于是，把鞋子扔进屋里，光着脚就跑了出来。
三点多钟，汽车里的收音机传出了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的消息，开始播的是7.8级，不一会儿就更正为8.0级了。
由于余震频繁发生，基本上每小时会有一两次。我们就在草坪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汶川距离成都仅一百余公里，现在余震频繁，所有员工暂时不得进入室内；关闭仓库、营业厅、办公区和公司侧门，加强治安防范；公司领导和各经营部门安排夜间值班，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紧急向灾区调运药品；采购部门做好准备，紧急补充救灾急需的药品、器械和消毒用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不停地拨打电话，想和在成都的妹妹、女儿和外地的亲人们取得联系，但根本打不通。
六点多钟，在小学教书的女儿回家了。
“好恐怖哟！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课，教室里的课桌都在动，桌上的课本都抖到地上去了。我赶紧让学生们两人一组，牵着手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去，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女儿讲起地震的情景时，分明还心有余悸。
“你想过自己先跑没有？”我问女儿。
“没有！啷个可能哟，我先跑了学生不晓得乱成啥子样子。”女儿激动地说。
我赞许地点点头，笑着说：“你做得对。”
晚上八点多钟，终于打通了妹妹的手机，双方互报平安，简单谈了一下情况。
妹妹的家住在成都西边的二环路边上的一栋七层楼房的顶楼，九十多岁的老父亲也住在她那里。地震发生的时候，老父亲午睡后刚起床，剧烈的晃动使他跌坐在床上，他还以为是自己头晕哩。待剧烈的震动结束后，妹妹才牵着他下楼，到空旷的地方躲避。后来，妹夫联系了一处高尔夫球场，他们已经到了那里，准备暂住几天再说。
晚上，电视一直在播报有关地震的最新报道，从中，得知除汶川、北川外，成都的都江堰、崇州、郫县、彭州和绵阳的安县、江油、德阳、什邡等地也受灾严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乘专机赶到了四川。
晚上十点多钟，都江堰市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持“都江堰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介绍信》来到我们公司，要求紧急提供一大批药品。好在我们下午就作了布置，各部门的人都在，开票、配货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我趁机找副局长了解灾区的情况。
“都江堰距震中映秀镇不到30公里，灾情严重，市中医院住院部大楼和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人员伤亡严重；都江堰到汶川的道路已经中断，都江堰附近的公路上停满了部队前往汶川救灾的车辆。”副局长用沙哑的嗓音告诉我们。
“伤员在等着药品救治，十万火急，我马上还要赶回去通知指挥部派车来拉货，拜托了！”副局长拱手向我们告辞，乘车离去。
晚上十二点左右，都江堰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派来的两辆货车来了，近一千件的大输液、代血浆、抗生素、纱布、绷带等，整整装满了两车，风驰电掣般地向都江堰驶去。
地震的第一天，就在极度的恐惧和紧张中过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工作相当紧张繁忙，采购部紧急从全国各地调运的药品陆续到货，物流部的同志加班加点，一个星期内，收货超过三万件，发货超过两万件。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上有不少志愿者，自费购买药品，送往灾区。我们公司组织的“携全国百家医药生产企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囎药品”活动正式启动。全国近百家医药生产企业慷慨解囊，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了价值近千万元的药品。
公司及时组织车辆，将捐赠药品陆续送往灾区。
由于余震不断，周围的市民纷纷涌入我公司躲避，他们在公司草坪和空地上搭起帐篷，准备长期“抗战”。
公司营业大厅前的钢架雨棚，成了人们遮风避雨的地方。他们自带被盖、席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余震来了，就叫上家人跑到室外躲避。有一次还在公司的汽车里睡了一夜，早上起来全身疼痛。后来转念一想，八级地震都没有把我家的房子震垮，难道五六级的余震还能震垮房子不成？于是就不再外出躲避了。
5月19日晚上8点过，成都电视台开始滚动播出当天晚上可能发生6级以上余震的消息。霎时，整个成都市就炸开了锅，人们纷纷驾车向城外跑，一环路、二环路几乎中断。得到这个消息，我赶紧在公司要了三顶帐篷，通知在成都的内弟和侄儿到我这里来躲避。结果当夜平安无事，仅发生了几次轻微的余震。
当时，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帐篷里住了两天。
有震感的余震持续了一月有余，在帐篷里躲避余震的人们开始陆续回家居住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市民坚持住在帐篷里，他们买来整箱的啤酒和其它食品，过着“野炊式”的生活。当时有一幅对联形容这种现象。
上联是：灾区人民无家可归在余震中等待吃喝；
下联是：成都市民有家不回在吃喝中等待余震。
横批是：都逑恼火。
这幅对联虽然带有调侃的味道。但却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附近社区的居民敲锣打鼓，给公司送来了“真情相助解民忧，危难时刻见真情”的锦旗。
这次汶川地震，波及了附近十多个县市，公司有二十多位员工家在地震灾区，家里不同程度的受灾。为此，公司发动员工给在地震中受灾的员工家庭捐款，公司工会也拿出了一些钱，捐给在地震中受灾的员工家庭。
六月初，除汶川还实行交通管制外。其余灾区道路基本畅通了。我代表公司，先后前往都江堰、彭州、绵阳、安县、江油、三台、德阳、什邡等地，慰问受灾的员工家属。
慰问受灾的员工家属的行程近千公里，沿途满目疮痍，我在车上拍了不少照片。这是前往安县的公路旁部分垮塌的房屋。
在绵阳到江油的公路上，停满了解放军某部舟桥团的汽车，据说是为唐家山堰塞湖作应急准备的。
这是一位员工的家，仅存断壁残垣。
途径都江堰市区，严重受损的楼房随处可见。
为了安置受灾群众，都江堰市政府在城区边上设立了一些安置点。“勤俭人家”是最大的安置点，安置受灾群众上千人。
都江堰聚源镇距都江堰市区仅几公里，我们顺道去聚源中学看了看。地震中聚源中学一幢近百米长的三层教学楼，除中间的楼梯间还孤零零的立在那里，左右两边的教室彻底垮塌，学生伤亡严重。经清理后的现场，还用铁丝网围着，瓦砾中还依稀可以看到一些书包、课本。整个聚源镇损毁严重，可房屋彻底垮塌的竟然只有这座教学楼。我不禁为学生们的不幸痛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