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起自公元261年。

这一年是中国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朝并立。

在北方的魏国，此时在位的，已经是曹氏最后一任皇帝，曹奂。

曹奂是被司马昭推上皇位的，此时的军政大权已经完全由司马家族掌控。

这一年，五十七岁的山涛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

山涛早年丧亲，家中贫困，少年时即有器量，卓尔不群，与名士嵇康、吕安、阮籍等为友，成为竹林之交。

山涛有一个表亲，就是司马懿。

而司马家与曹家，内争多年。

山涛也受到波及，直到高平陵之变，司马家政变夺权，才由此起步，受到重用。司马师称他是当世的吕望（即姜子牙），司马昭称他“任职清明，高雅之操超群出世”。

山涛善于选贤任能，这次调任，就想荐举年轻的嵇康（比山涛小19岁，都可以算作下一代了）代其原职。

也是用心良苦。

既可以显示司马氏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复出。

嵇康也是年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为人聪颖，博览群书，而且容止出众，积极倡导玄学新风，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是妥妥的洛阳偶像，受到众多士人的追捧。

不过嵇康娶的，是曹家的长乐亭主。

司马氏掌权后，曾经是中散大夫的嵇康隐居竹林，不再出仕。

对于好友的举荐，嵇康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拒绝的态度和立场。

信中明确提出山涛这么做，实在是“足下故不知之”，就是说你不懂我啊。

信中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实在是不适合出仕。

“七不堪”，不堪作息冲突，不堪行动受限，不堪礼仪折磨，不堪文书负担，不堪社交压力，不堪俗人交际，不堪政务繁杂。

就是说我是社恐，我要躺平。

“二不可”，如果出仕了，就不可“非汤武而薄周孔”，不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

就是说我是愤青，我要骂人。

甚至说“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

意思是说你不能因为自己喜爱华丽的帽子，而勉强越地的人也要去戴它，不能因为自己嗜好腐烂发臭的食物，而把死了的老鼠来喂养鸳雏（传说中的凤属之鸟）。

确实是要开始骂人了。

一点都不给老山哥面子。

最后还特别说道：“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

所以后来人冠以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标题。

这一封信名传千古。

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山涛的，它甚至是公开发表的。

   所以透过信中略带尖刻和任性的文字，隐隐也能看出嵇康的无奈。

带着曹家女婿的标签，这一生，他终是不能屈身了。

但是后面的世道怎么样，谁又能知道呢。

他把自己的人设鲜明地立了起来。

也把空间留给了山涛。

嵇康的不合作态度，当然招致了司马氏的忌恨，

“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

嵇康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前面提到的吕安，妻子徐氏竟被其兄长吕巽迷奸，吕安异常愤恨，欲状告吕巽，遣走妻子，结果徐氏自缢身亡。嵇康与吕巽、吕安兄弟均有交往，就居中调解，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保全门第清誉。

但吕巽害怕报复，先发制人，反而诬告吕安不孝。

当时的不孝，可不是一句道德谴责那么简单。

魏晋时期，是以孝治天下。

因为不大好主张以忠治天下，毕竟不管是曹家还是司马家，自己的立脚点多少有点不稳。

于是“孝”成了朝廷倡导的道德规范，而不孝甚至成为了严重的罪行。

有记载，在晋时“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不孝之罪竟然甚于谋反，可见份量有多重。

吕安被告“不孝”，遂被官府收捕。

嵇康非常愤怒，写信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

司马昭本就对嵇康不满，正好借题发挥，于是吕安罪名成立，嵇康就成了“干预司法”，“包庇罪人”。

两个人都被判了死刑。

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要求赦免，无果。

嵇康只能走上刑场了。

行刑当日，嵇康面色不变，向兄长要来古琴，面对众人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就戮。

“可怜广陵散，奇弄今无闻。”

嵇康临死之前，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自己的兄长，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而是托付给了山涛，并对自己的儿子嵇绍说：“山涛在，你不会成为孤儿了。”

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士人的责任。

这就是著名的“嵇绍不孤”。

嵇康与山涛，是相知的。

嵇康相信老山哥在官场的沉稳，也相信老山哥为人的气度。

山涛也确实做到了，一直在朝中担任重臣，并信守承诺，把两个孩子视如己出，让嵇康的女儿风风光光出嫁了，也把嵇绍养大成才，成为了西晋的忠臣。

嵇绍最后拼命保卫晋惠帝，尽忠而死。

矛盾吗？

也许并不矛盾。

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中，心底的坚持尤显可贵。

嵇康做到了，山涛做到了，嵇绍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