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间之大，战略要地不可谓少，但事关全局生死，左右天下兴衰的节点，却也是屈指可数的。

首当其要冲的是结合关内外的北京，其次是珠联璧合的南京和武汉，还有等同于天下安危“晴雨表”的沈阳。

北京地处关外与关内，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部。从地利角度看，北京北阻燕山为屏障，南面平原作腹地，东邻渤海，且有辽东和山东半岛拱卫。此外北京还是关内外进出的卡点，扼守咽喉。其地利极其险要。从人和角度看，自古武风，北强于南。因而若定都北京，可制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强悍之地。因此，北京历史上都是兵家攻守的重镇。自金朝于此建都以来，北京愈发成为了掌控全天下的战略要地，取代了汉唐之时长安的功用。

元世祖忽必烈以北京为王业根基，经营汉地，北与蒙古传统势力的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南灭赵宋以一统天下。明成祖朱棣以北京一隅造反成功，除了碰上建文帝庸弱的人和因素之外，何尝不是占了北京可镇压全天下的地利呢？清朝入关后，以北京为逐鹿全天下的战略支撑要点，先后击败了西安的李自成势力，南京的福王势力，和成都的张献忠势力。由这些兴衰迹象可知，北京自金朝以后，已逐渐成为全天下的首要战略要点。对全国的掌控辐射力已基本处于压倒性的优势。以北京为根本来统一和控制全国，相对而言是最优的战略选项。

南京是仅次于北京的全国战略要点。自六朝以来，南京就成了半壁割据，或全国性政权退守偏安的首要之地。东吴，宋，齐，梁，陈以此为都城，与北方的政权对峙。司马晋，赵宋，朱明也以此为战略退守的大后方。到了元末，南方的经济和人口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大，已具备以此为根本一统天下的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凭此，首次由南向北统一天下。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以此北伐，完成了形式上全国统一。

但南京由于地理位置，民风等有先天缺陷。在历史上的作用往往缺憾很大。南京北有大江之险，东靠海，南以经济富庶之地为财富供给，可谓守御形便之地。但其在全天下地理位置较偏一隅，中原尚且难以被其辐射掌控，更遑论的东北，华北，西北等杳冥之地。且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对上游易处“人在屋檐下”的战略劣势。自古以来的民风和武风，北强于南。塞北强于中原，中原又强于江南。江南是经济之所，文化之乡。南京处于此间，自然和北方争衡时，有先天的战略劣势。即使如此，南京仍是仅次于北京的天下战略要地。

处于长江中下游的武昌，也是全国性战略要地。应该说南方的战略形势走向，掌握在南京和武昌的搭配上。自六朝以来，以长江中游取长江下游，还是以长江下游取长江中游的，都屡见不鲜。但从全国战略态势看，南京和武昌战略作用属于组合配对。历史上南方要和北方对抗，必须同时据有这两处，方有一争之力。自古南方形胜之地在两江（今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广（今湖北和湖南）而南京和武昌正好分别辐射这两大区域。自元末以后，南方已具备左右天下形势的能力。好几次决定全国政权更迭的大事，都发生在南京和武昌这对战略要地的组合上。

元末的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本，后兼并了以武昌为基业的陈友谅势力，因此具备北伐问鼎天下的实力，最终推翻元朝，成一统之业。清末，革命军武汉起事成功，湖南附应。接着江浙革命军，攻克南京，造成南方数十省影从，从而根本上左右了全国形势，清朝也因此走向完结。这是南京和武昌这对战略要地组合第二次左右天下大势。后来，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克武汉，取南京，南方诸省归附，其又以此为基业二次北伐，基本造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这是南京和武汉这对战略要地组合，第三次左右全国政权更迭的形势。凡事，若类似的情况出现三次，就值得我们加以深究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借些反面例子来探讨一下，南京和武汉这对战略要地的组合是否真的存在。清初，吴三桂反于云南，但其始终没有夺取武昌和南京等南方战略要地，而是以偏师出四川取汉中，因此终困亡西南一隅。太平天国由于湘军的困扰，也始终没有稳固控制南京和武汉这一对战略要地区域。最终太平天国只也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作困兽之斗，更别说能北上问鼎了。因而可得出的历史结论就是:南方要想自守一方或问鼎天下，南京和武汉这两战略要地，必须组合在一起，方可能成大事。

沈阳是东北第一战略要地。其是出关后第一大城市和交通要冲。自金灭辽以来，东北之地越来越成为预报中国安危的“晴雨表”金灭辽破宋，造成了赵宋偏安江南，耶律辽迁国西域。此后清朝以沈阳立国，入关代明而一统天下。后来的日寇以此逐渐全面侵略中国，造成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解放战争“四野”百万大军由此入关，加速了全国的统一。因而说沈阳这个战略要地，对全国形势影响非常大。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事情。

儒家孟子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家吴起也说过“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这些战略要地固然重要，然终究只是地利。事之成败，终究决定在人和。当年的日寇侵华，那时的沈阳，北京和南京，武汉皆陷在其手，然这些仁义不施的侵略者终难免一败。何也？可见人和终在地利之上。若人和辅以天时地利之助，则天下形势，可事半而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