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基层知识分子的情怀与哀愁——巴陇锋长篇小说《永失我爱》简论
文|周显波
（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发于2016年4月27日《甘肃日报》，有删减）
西部一直是当代长篇创作的重镇，柳青、路遥、贾平凹、高建群等作家都是西部文学创作队伍的优秀代表，他们以深沉的笔触执着书写着来自古老中国黄土腹地的历史和风物，表现出强烈而独特的地域风格、历史激情与巨大文化容量。巴陇锋作为西部作家队伍中的七零后，近年屡有大部头小说问世，且都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长篇小说《永失我爱》就是其在2016年出版的最新作品。
知识分子叙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着相当的地位的，《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倪焕之》等都可以视作其中的代表，至20世纪的现代文学，受到现代思想传播的影响以及国族时运的感染，知识分子叙事更是蔚为大观。由此可见，当代的知识分子叙事既有着大的文学传统，也有着现代小的文学传统。长篇小说《永失我爱》就有着极为鲜明的知识分子叙事特征。
小说首先书写了基层知识分子带着热度的观察和体验。
《永失我爱》以路明为中心，洋洋洒洒描写十几位有名有姓的基础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小说可谓是一幅全方位表现90年代西部基础教育界的画卷。值得注意的是，路明等形象的身份正是出身农村、工作在西部省份贫穷乡镇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作者巴陇锋正是借助于路明等这些来自基层的知识分子视角，书写了这一群体独特又不乏深刻的观察与体验，为这一群体保存了文学肖像。
基层知识分子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他们接受过系统的教育，长期在基层担负知识传播或管理性工作；二是这一群体大多出身底层，他们没有选择坐守书斋，而是和基层的大众、具体的实践紧密关联起来，因此形成了基层知识分子行动力、实践力强的特征；三是这一群体往往对基层事务有着深刻的体察和认识，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强烈地感受到基层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匮乏。
巴陇锋与他笔下的主人公路明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巴陇锋有过长期的在基层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生活，正是因为丰富的历练让他成为了一个“有故事的人”，后来不断在学问上求索，特别是他读研究生的经历，让他对这一经历、经验有机会重新思考、发酵和提炼，加之其一直在文学创作上笔耕不辍，所以这位“有故事的人”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一变而成为“讲故事的人”。《永失我爱》就是他基层工作的经验与知识分子身份结合的重要成果，这部6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为我们洋洋洒洒铺展开来的，是一幅描摹90年代的西部中国城乡基层知识分子形象的全景图以及刻录这一群体的精神小史。《永失我爱》里，读者可以读到90年代基础教育凋敝的状态，一窥发生在小镇中学里教师身历的种种无奈：工资的拖欠、教学外工作的繁冗、部分基层干部的道德缺失……也由此能够看到贫困乡土的凋零、破败、迷信和道德溃散的状况。但在这种状态之下，《永失我爱》中的路明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投入、献身于这片土地上，为改变它而坚持思索和行动着。小说在这方面的书写是集高度的写实色彩、敏锐的观察力、开阔的视域、纵横的历史感和乐观精神于一身的，如果缺少了知识分子精神与知识的视角的参与，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永失我爱》体现了基层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情怀。
《福柯访谈录》中福柯是这样谈到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它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依照福柯的观点，知识分子功能的关节点就在于其公共精神的发挥。
《永失我爱》中路明的形象，就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基层知识分子形象，他既对自己本职的教育工作倾注巨大的精力，又酷爱写作；既能够在简陋的书斋中努力准备研究生考试，又能主动参与许多农村的具体工作和事务，进而去了解乡村、认识乡村，同时对农村里存在的迷信成风、基层权力腐败、道德的堕落等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干预，这种行动是非常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勇气的。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路明的身份是基层知识分子，所以他的经历、立场和理想主义是非常具有在地性色彩的。当他参与到一桩桩农村、乡镇具体的事务中时，从他的眼睛里，一方面折射出90年代农村基层政治、基层群落、基层权力、环境生态破坏等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基层知识分子深深的忧患意识，以及从这种忧患意识之中自内发而外生发出的一份执着与勇气。当路明每一次感到挫败时，总是慨叹和唏嘘世事难料与自身的力不能及，常常感到自己因无力而“一下子成了世界上最忧伤的人”，但路明依然保持着一颗进取的、“坚强”的心，去基层农村跑调查，去探索改变现实的路径。即使他在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仍然遭遇的是荒诞的现实：当路明抱着一颗服务教育的心回到城东县，被任命为语文教师的他，来到独立中学面对的第一项工作却是要处理“一叠政治试卷”……路明的身上自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其对故土的热爱有关，同时又和他的知识分子一面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从知识分子公共关怀出发的情怀和热血，才让路明即使考上研究生依然参与基层的具体工作，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毕业后选择返回城东县。在小说中屡次被提到的“西部大开发”、对“歪功”的批判等，一方面与90年代的许多历史真实产生联系，为小说带来强烈的写实感，另一方面，也正是知识分子的情怀和精神对现实的“发现”与重述。莫里斯·迪克斯坦在《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中曾说：“文学，尤其是小说，毫无疑问是关于我们在文学之外的生活的，关于我们的社会活动，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以及具体的时空感。”《永失我爱》正因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与黄土地的结合所生长出的力量，才让文本里所描摹的90年代西部乡镇画卷显得深沉有力、极度写实又饱蘸着深情，充盈着理想精神。
再次，《永失我爱》从基层知识分子群像的描写出发，执着地表现了90年代西部中国乡镇图景，丰富了当代文学对90年代的书写。
1990年代是一个中国经济、文化、精神状态快速发展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地域、群体等发生裂变并拉开巨大差距的时代。进入90年代后的当代文学也身处在这一大时代之中，但就文学实践的整体而言，与变动剧烈的社会现实相比，表达这一时代的文学叙事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厚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许与大时代的变化太快、中国地域辽阔等因素有关，当然，也离不开当代作家的视域、经验的限制。同样的，对于90年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地位、作用的认识和定位也存在着诸多分歧，知识分子究竟是退回到书斋之中专心从事精神与知识生产，还是应该继续启蒙大众、专注于知识的实践？或许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从基层中来并在基层从事专业工作的基层知识分子，其天然地与民众和知识实践的联系，让知识分子拥有了在地精神。这些身处基层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他们经历和精神状态的关注是非常具有价值的，而对于基层知识分子的书写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是不足的。
很明显，《永失我爱》在上述几个方向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小说对90年代西部乡镇社会做出了全方位还原和重点扫描，并通过塑造路明等基层知识分子形象来对基层知识分子的境遇和精神状况予以深切关怀，这有助于来进一步认知西部城乡的图景和基层知识分子的状态。此外，小说还丰富了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读者通过对《永失我爱》的阅读，看到90年代的西部基层知识分子并非都是陷入“一地鸡毛”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状态里，并非都是在沧浪之水中随波逐流尽失尊严和理想的生存主义者，而是一群集激情、困惑、情怀、勇气、实践力和抱负于一身的、大写的人。
巴陇锋《永失我爱》通过大量的细节、丰富的线索以及流畅的文笔，通过对90年代西部乡镇生活经验的娴熟刻写和对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毅然扛起了90年代西部基层知识分子的情怀和哀愁，《永失我爱》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完）
作者简介：
周显波，黑龙江人，生于1980年，黑龙江人，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艺思潮、当代作家作品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