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在投江的时候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回头望了望难以沟通的芸芸大众和难以割舍的国家，义无反顾的投入另一个世界。后人感叹：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威尔逊要是读过屈大夫的故事，应该会深有同感，视为知己。屈原面对的还是区区一个楚国的兴衰，威尔逊面前的是整个世界的和平问题，而且是几乎以一己之力去抗衡整个旧世界的秩序，诺贝尔奖不授予他，实在说不过去。
无论是屈原还是威尔逊，抑或后来的甘地等被口口传颂的人物，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生前不被理解，死后容光万丈。这里有个逻辑问题，非常值得探讨：既然生前不被理解，死后又是如何被理解的？当时不被理解是为什么？
我们翻看达尔文的那些日记，或者试图理解当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心境，都会有一个感叹：怕是穿越的吧。在一个一个都告诉你豆浆要放糖的时候，你放了一勺酱油进去，这时只能有一个反应：傻子、疯子、脑子有问题。当然，脑子有问题的人是不可能想到喝豆浆的，真正疯子所作的不是放酱油，而是喝开水。可是，在所有人指责，万人唾弃的当口，这些威尔逊们又是在坚持些什么？
他们坚持的，应该就是理想主义吧，或者套用流行的解释：正义与真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像你半夜过马路，遇上红灯，虽然两边都没有任何车辆，但还是等了那几十秒；就像你独自爬山，喝完水的塑料瓶子，还是装回书包里，带回垃圾桶里。这是一种超乎自身，越过民族，越过种族，甚至超脱人类的世界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人对所有仁人志士的规劝。修身，就是你达到能使理智通达欲望，齐家就是安逸身边人，治国就是稳一方太平，平天下即让四海之内歌舞升平。太简单了不是嘛。可是你连个随地吐痰都做不到，修身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后面就跟无从谈起了。
这四者在实际操作中也未必是有递进顺序，只能说遇事逢源。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身，家，国，天下，显得比恪守那些礼数教条要来的更为实际。一个天天骂街的人，在遇到国难时，也是能挺身而出的，未必就等得到他的修身到一定境界。
威尔逊在登上华盛顿号时，想好的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和解决方案，只有从更大的更远的角度来处理欧洲的问题，才能得到更为长久和安慰的结果。可惜的是，群体的眼光总是滞后的，他们可以在你身后为你欢呼，但绝不会在你面前说你伟大，甚至绝不当那个出头者，现在网络里的出头者无一不是仗着“君不识我”的捷径，大放厥词。即便在现在，再出现一位屈大夫，为民众大声疾呼，为坚持的远方理想而呼喊，也不见的有多少人附和。历史并没有改变，它只是一再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