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影响，上海居民要申领因私普通出国护照，很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门逐渐打开，申领因私普通出国护照也由难变易，由少变多，直至现在几乎是家家有护照，人人可出国，赴海外旅游、求学、工作、交流已成了生活常态。
我长期在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并从事护照研究，亲见亲闻了许多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申领过程中的故事。
1968年，上海只发放了5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
据当年在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通行证科工作的老同志回忆，1949年刚解放时，公民因私出国由外事部门管理，到了1958年，这项工作改由公安部门办理。
当时，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手续比较复杂。首先，居民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分(县)局申请；然后，公安分(县)局对申请人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本人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严格审查；最后，由市公安局终审，通过后，再下发因私普通出国护照。
这种基层受理、逐级审批、发证的做法，工作周期比较长，一般需要三个月左右，最长的甚至要半年以后才有结果。
翻开公安出入境管理档案，可以看到，解放初的上海居民，申请因私出国人数较少，基本上都是华侨和侨眷，海外无亲属而申领的，属于凤毛麟角。
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上海仅颁发了5000多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其中，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颁发不到2000本。而1968年，更是少到仅颁发5本。
究其原因，因为当时极左思潮盛行，海外没有亲属的人，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不仅得不到批准，而且还会被扣上“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受到批判。
所以在当时，要想获得一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对大众来说，简直就是梦想。
1972年，周总理批准魏老师一家境外团聚
“文革”后期，我国开始与西方国家接触。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欢迎。2月28日，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那时的对外交流，局限于国家之间，民间交往还非常少。因私普通出国护照对一般市民来说，仍然是个陌生名词。
1972年10月的一天，家居徐汇区天平地区、时年77岁的上海海运学院魏老师，接到在美国的三儿子的跨洋长途电话。
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将在11月9日前往日本作医学报告，希望能与家人在香港会面。
魏老师与三儿子已有20多年没有见面。他当即表示，一定会带上家人到香港团聚。
魏老师的三儿子在激动之余，也不忘问起家中唯一留沪的六弟魏友忠的情况。他得知六弟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奉贤“五四”农场务农，工作、生活比较艰苦，当即表示，会尽快想办法让六弟来美国读书。
魏老师听罢，真是喜出望外。他与妻子连夜商量后，次日早上，即向管段民警提出一家三人出境会亲的申请。
但是，魏老师一家的申请，遇到了重重困难。在魏老师提出申请后的十天里，一家三人的所在工作单位，先后出具了政审意见。公安派出所、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依据单位意见，经过层层审核，最终做出了“不批准”的决定。
魏老师拿到批复后，非常沮丧，却仍然没有死心。他眼见与三儿子香港会面的日期越来越近，心急火燎，连续数次前往公安相关部门，询问是何原因不批准他一家人出境。
然而，魏老师得到的却是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使他无法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在万般无奈之下，突然想起与周恩来总理的一些往事，心想：也许自己的这件心事，周总理可以帮上忙。
于是，魏老师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寄出后却没有等来回复。他猜想，也许是信件投递的处理环节较多，周总理没有看到自己的急信。
魏老师觉得，只有自己去北京，向公安部接待群众来访部门当面反映情况，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那天，在北京公安部，一位中年男警官接待了魏老师，并给他递上一杯热荼。
魏老师顿时感到了一阵温暖，原本激动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他向警官详细叙述了一家人出境申请受阻的过程，表达了举家到香港会亲的迫切愿望，并讲了自己在解放前，曾经与周总理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同学。
魏老师还说，在1949年担任上海轮船同业工会董事长时，响应毛主席“南船北调”号召，曾致电毛主席，毛主席回电表示欢迎；1949年2月，亲率4条轮船到天津后，在北京受到叶剑英市长的招待；1961年，在参与交通部审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法》时，周总理曾请他吃饭……
魏老师的申诉，引起了公安部领导重视。当月27日，两位副部长联名向周总理上报书面请示报告。
周总理在请示报告上批示：“照所拟办理。请告魏先生夫妇及其子魏友忠，可以来去自由，不加限制。如愿回来参观，仍可携其他子女同回，参观后再去。如愿久驻海外，悉听其便。”
公安部立即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传达周总理批示。之后，魏老师一家人因私出境的申请，得到了圆满解决。
周总理的这段批示，终于使魏老师一家人在香港团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也让申请因私出国的人员看到了希望。
1977年，邓副总理批准赵小姐去美国结婚
就在魏老师一家人获准到香港会亲的那年某一天，威海路上的赵小姐家，走进了一对美国来沪探亲访友的母子。
老太姓沈，在沪时与赵母是老同学、老朋友。两位老人叙旧时，也不忘介绍自己的子女。
沈母对赵母说，自己儿子在美国大学里当副教授，现年30多岁，至今未婚。她透露，儿子不想在美国找金发碧眼的女人做老婆，只想与同宗同祖的华人女子谈恋爱。
沈母谦虚地说家底还算殷实，儿子大学教书收入也颇丰，现在可以算是个“钻石王老五”。
赵母听了沈母介绍，感觉两家经济条件差距较大，虽然过去也曾经是个企业主，可现在已不如往日了。
赵母介绍女儿说，因为家庭出身所累，女儿受到歧视，中学毕业后无法报考大学，现分配在小商店当营业员。如今女儿已经29岁，还单身一人。
这次平常的家庭会面，竟让两位单身男女一见钟情。两位母亲看在眼里，喜上心头，都有意促成这桩“好事”。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两位年轻人感情不断升温，不久就举行了订婚仪式。在订婚仪式上，沈先生对未婚妻说，自己一回到美国，马上前往有关部门办理相关证明，然后，让她在上海立即申请赴美与其完婚。
1974年4月27日，赵小姐接到未婚夫美国来电，知道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她入境结婚。她在高兴之余，马上向管段民警提出去美国结婚的申请。
民警听完她的叙述后，将“因私事出国审批表”发给她，要求她看清表格栏目，逐项认真填写。
赵小姐拿到表格后，感觉自己前往美国的路，已经成功跨出了第一步。她不敢怠慢，按照民警的要求，先在白纸上打好草稿，然后，再一笔一画字迹工整地填好表格，交给了有关部门。
之后的一个月内，民警先后到她所住里弄居委会和工作单位，进行了调查，最后在表格“本人简历及现实表现”栏目里，填上了“(赵某)在里弄中不与群众接近，在单位里表现一般”的字句。
公安派出所领导根据管段民警意见做出了“经研究，该人本人没发现问题，但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单位对其出境也不表态，根据以上情况，拟不同意出境”的意见。
因为有了基层公安机关的审批意见，上级审批部门的结论可想而知。
9月9日,静安公安分局对赵小姐赴美结婚的申请，给出了“根据情况不去为宜，报核”的处理意见。
次年2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治保处做出了“不予发证”的最后裁定。
至此，赵小姐经过长达10个月的等待,得到的是难以接受的答复。
好在热恋中的男女青年一往情深。身在美国的沈先生为了能与未婚妻早结秦晋之好，从未停止努力。
沈先生多次写信到静安公安分局，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陈述与赵小姐结婚的理由，以争取审批干警同情。
1977年1月14日，“四人帮”被粉碎三个多月后，沈先生在信里写道：自己从美国各大报章、电视上，看到祖国各地农工业欣欣向荣，内心感到极其振奋。他表示,国外华侨对此皆额手称庆，自己愿意为宣传祖国的好消息出力。
沈先生在信的末尾亦表示了自己想与未婚妻在美完婚的迫切心情。同样的信，他给北京公安部也寄了一封。
但是，由于当时“左”倾思想尚存，沈先生的请求依然被拒绝。
就在赵、沈二人感到绝望之际，情况却发生了逆转。原来，邓小平副总理在公安部转呈上来的沈先生来信上作了批示：“我意，如无其他政治问题，应予批准。”
公安部就此迅速去电上海市公安局，传达了邓小平副总理的批示。
邓小平副总理对沈、赵涉外婚姻作出批示，看似个案，实际上,偶然中存在必然。
当年10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说：“中国人多嘛，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抓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对归侨、侨眷的政策也有不少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待遇问题，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地、富、反、坏、海、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
沈先生的请求，正是党中央下决心扭转的问题。虽然，沈、赵二人在涉外婚姻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但是，最终还是搭上了这列顺风车。
1978年后，申领因私普通出国护照排起长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像春风，吹遍祖国大地。随着民间交流增多，人们对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需求越来越多，护照的申领发放，也逐年增加。
思想解放改革了因私出入境管理体制。1983年，公安部成立了专门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同年10月1日，上海也升格了出入境管理机构。上海市公安局外国人事务管理科与通行证管理科合并，成立了上海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出入境管理处。
1986年2月，全国人大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正式公布施行，公民因私出国的权益依法受到了保护。
然而，当时因私出国仍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1987年，在上海郊区一家卫生院工作的陈女士，申请前往美国定居和工作。她在事后回忆说，那段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经历，真是有点“不平凡”，可以说是到处碰壁。
陈女士说，她先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开出同意本人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证明，然后，凭此证明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因私出国管理科的受理“窗口”，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陈女士还说，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到受理“窗口”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人非常多，不仅排成“长龙”，等候时间很长，而且需要提供各种类型的材料，缺一不可。
陈女士感慨地说，为了拿到这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自己是从郊区到市区，来来回回地差不多跑了十多次。
进入1988年，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申请前往日本自费“就读语言”的热潮。
上海《解放日报》记者专门深入现场，观察了解，撰写了《巴拉巴拉东渡》的大特写。
不少年轻人就是读了这篇报道后，开始了去日本自费“就读语言”的行动。
当年1月2日上午，位于河南中路280号的因私出国管理科的受理“窗口”前，等候接待的申请队伍绵延不断，一直排到福州路，足有数百米之长。
一些出入境中介“黄牛”，竟然从中嗅到“商机”，混迹其间，兜售自印的“出入境政策”“出入境手续”“出入境消息”等小广告谋利。
当年暑期，天气十分炎热，中午排队等候接待的申请人仍然不少。一个体弱的女学生，由于经不起烈日的长时间暴晒，竟然晕倒在地。
1990年停电后，民警挥汗为市民办理出国护照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交流进一步加深，因私普通出国护照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据统计，1986年，上海市居民申请因私出国人次首破“万”数大关；1987年，达到2万多人；1988年更是飙升至6万多人。
但是，申请人数剧增与接待场地狭小形成极大反差。
1990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争创出入境文明‘窗口’”活动，要求基层出入境接待室，延长受理时间，努力缩短办证周期。
对此，因私出国受理“窗口”从方便申请人申请着手，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9点多钟。
当年6月，上海进入高温时期。12日下午4时许，沪东供电所突然通知因私出国受理“窗口”：“明天，你们这里要停电一天。”
也许是供电部门疏忽了，或者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接待室，是全市20个区(县)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人员的汇集点。这里每天门庭若市，人头攒动，进出人员高峰时可以达到数百人。一旦停电，受理“窗口”里的工作设备无法运转，接待工作将被迫停顿。
问题是，如果明天申请人大热天请了假，路途遥远赶来了怎么办？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受理“窗口”当即采取三条措施：一是立刻书写受理停止一天的《安民告示》，张贴路口“通告栏”，向社会公示；二是立即写出新闻稿，借助《解放日报》等媒体，传播消息；三是对明天来访的、特别是有急事的申请人，努力克服客观困难，尽力受理每一件申请。
然而，尽管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事先不知情和一些担心情况变化的申请人，获悉消息后，反而急匆匆地来赶“末班车”，不断地涌到受理“窗口”前。
一早，受理“窗口”的门，还没有打开，一位带着小孩的郑女士，请求民警小陈给予紧急接待。她拿出一封澳洲来信，眼泪汪汪，哽咽着对小陈说：“这可怎么办啊！”
原来，郑女土的丈夫三个月前，自费前往澳大利亚，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不幸工伤，手臂骨折，韧带断裂，住进了当地医院。郑某丈夫的同学寄特快信件给她，要求马上前去护理。
民警小陈听罢，连忙搬来凳子，让郑女士坐下，安慰她不要着急，并且立即受理此项紧急申请。十分钟内，小陈核清了郑女士的情况，破例给她的申请予以急办。
郑女士填完《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申请表》后，擦干眼泪，感激地对民警小陈说：“你就是当代的马天明！”
9点整，因私出国受理“窗口”正式对外接待。汪小姐与瑞典丈夫一起走到民警小俞面前。她说，他们已于6月初，领取了结婚证明，并且在和平饭店，定下了14日的结婚宴席。
汪小姐说，丈夫在沪已经逗留近半月，因为公务，后天必须离境回国，特别是他已经与瑞典驻沪领事馆约好，明天给其办理定居签证，所以今天一同前来，要求给予申请照顾。
民警小俞明白，眼前的男女是中外通婚人员，情况特殊，于是拿出红色紧急标签，为汪小姐急办手续。
当汪小姐拿到盼望已久的因私普通出国护照时，非常高兴。其瑞典丈夫也用生硬的中国话，一再发出邀请：“警官先生，您就是我的贵宾！您明天晚上，无论如何请到和平饭店，参加我们的婚礼，一定要来！”
当受理“窗口”墙壁上的挂钟指向17点半的时候，一辆“的士”在接待室大门口戛然停下。
车子还未停稳，一名女青年立即跳了下来，连奔带跑地冲向受理“窗口”。面对受理民警小张，这位女青年直喘粗气，话也说不清了。
后脚跟进来的女青年的父亲，连忙向民警解释道：“我女儿是前年去德国柏林大学自费留学的，5月底回国探亲，今天到德国。不料，在虹桥国际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被边防警察拦住，说是没有办妥出境手续，不得出国。尽管女儿再三解释，也没有一点用处。无奈之下，只能改签晚上机票，叫了‘的士’赶来补办手续。”
受理民警小张仔细查看了丁某因私普通出国护照上的德国入境签证，核验了她往返德国和中国的联程飞机票，觉得无误后，亲自为她补办了出境手续。
等到这件急办申请办理完毕，海关大钟敲响了18下。
停电的一天结束了。因私出国受理室的统计表上，记录着这样几行数字：1990年6月13日，参加接待的干警10人，借来汽灯2只，点燃蜡烛2根，接待来访318人，办理急件31起，受到表扬24人次。
2002年，上海率先试行“公民按需申领护照”
跨入21世纪，“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落实，公安部开始酝酿实行大幅度的出入境改革。
2002年9月，我陪同单位“一把手”前往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汇报上海的出入境管理工作情况。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领导听后，充分肯定了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取得的工作成绩，并且有意让上海在全国范围内，先行试点“公民按需申领护照”工作。
10月2日，是上海试行“公民按需申领护照”新措施的第一天。
早晨8点，离办公时间还有半小时，昆山路1号“签证中心”大楼门外，已经出现一条等候“按需申领护照”的“长龙”。
当第一个办完“按需申领护照”申请手续的学生小陈，离开受理“窗口”后，我陪同上海电视台《综合新闻》栏目记者，及时上前采访了他。
这位个子高高、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小陈兴奋地说，自己是本市一所知名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大四本科生，看到宿舍同学先后拿到国外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自己也想大学毕业后，去国外留学深造。
小陈说，之前，自己还处在申请国外大学的阶段，本来还没有想到申请因私出国护照，后来，听同学说，上海将于十月，实行“公民按需申领护照”新措施，所以过了“国庆”节后，自己就马上过来了。
小陈感慨地说，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实行申领护照新措施后，申请起来竟然如此方便：只要本人户口簿和身份证，无须再提交其他任何证明。
小陈高兴地说，能够成为实行这项新措施后，拿到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第一人，感到非常的荣幸。
排在“公民按需申领护照”长长队伍里，比较显眼的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妇。
两位老人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俩加起来的岁数已超过140岁。他们的共同爱好是旅游，在差不多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后，也一直想着能够出国旅游。
两位老人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没有海外关系，不能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到了60年代的“文革”时期，又不敢提出出国申请；“改革开放”后，他们寻思着跨出国门看看，又受到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和外国入境签证的种种限制，至今未能如愿。
两位老人高兴地说，近两年，听说国家开放了组团出国旅游政策，藏在心底的出国旅游念头又开始强烈了起来。前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上海将推出“公民按需申领护照”新措施后，今天特地乘着这股改革东风，第一时间赶来申请护照。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随着“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深化，国门越开越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公民按需申领护照”新措施的基础上，不断简化申请手续。
目前，上海居民用身份证，外地居民凭上海市居住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前往受理“窗口”，申请办理电子版的因私普通出国护照。
今天，因私普通出国护照已经成为人们证明身份的一个必备符号。上海居民因私出国基本上可以做到想走就走，出国旅行与国内旅游一样，已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