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六朝美学》作者：袁济喜章节：P98-104

001、正始之后的文艺美学，继承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念，把艺术看做抒发个人思想感情的产物，但在内容上，则偏重于抒发个人愁闷、焦虑和超脱黑暗现实的追求。

嵇康《述志诗》、软件《咏怀诗》、何宴《无名诗》是代表作。

002、建安人的思想感情同描写和反映外物表现出来，在手法上继承了汉《乐府》的创作精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大量采用了物体缘情的手法。

正始之后的温柔创作则偏重于捕捉、表现人物内在的神明，要求艺术使人达到离形得神的超脱境界。西晋之后，这种文学思潮更加繁盛。

003、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论述了音乐的本质，在《琴赋》中结合自己的音乐创作实践，论述了音乐泄导人心、养生畅神的功能。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叙了平生志向“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晋书·本传》称他“常修养性服石之事，弹琴咏赋，自足与怀。”

嵇康在临刑前顾视日影，弹奏《广陵散》，长叹“《广陵散》与今绝矣！”的事迹成为今后激动人心的传说。

南朝诗人江淹在《恨赋》中将嵇康临刑前从容坚毅的气度写的十分悲慨激壮。

004、嵇康喜欢琴音，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无法发声的时代，满腔的愤慨无以发泄，只好宣泄在琴音中。嵇康和阮籍是交往较深的正始名士，同样饱尝了黑暗年代的全部耻辱和心酸，在阮籍《咏怀赋》中，能看到作者满腔的忧伤和悲凉的心绪。

他一方面希企推翻司马氏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接受了老庄超世独步的人格理想，因此他提出了离形贵神的人格理想，认为秦乐的功能在于使人畅言达神。

005、嵇康反对过去许多赋家以悲哀垂涕为贵、推崇音乐的教化功能的做法，他认为这其实并未真正了解音乐的旨趣。

他所批评的赋家之言有西汉王褒《洞箫赋》和东汉马融的《长笛赋》。

王褒和马融都是汉代大儒，他们的赋作倡导音乐能感化人、打动人的功能。王褒在《洞箫赋》中赋予音乐以道德品格属性，竭力描述音乐的幽微神妙，强调它的感化作用，待遇明显的教化观念。

嵇康则认为音乐是“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他在著名的《赠何秀才入军诗》说：“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寄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这种审美意境，也就是道家美学提倡的“思与境偕”的意境。

道家的美学认为，道是万物的宗统和本体，所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人们审美时必须“素处以默，妙机其微”，保持主体的虚静以叩合大道，将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两忘，冥然相合的意境。

这种意境呈现的美是一种淡泊优雅的精神美，含有无穷韵致。后来唐代的司徒空、皎然都倡举这种美学风格。

006、嵇康“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神妙意境一直被六朝人士大加推崇。

顾恺之曾想以此作为绘画题材，但苦于无从下手。

据说阮籍弹琴时也常常进入这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的境界。所谓“得意”，就是从琴声中领悟精神本体的美，达到物我一体的审美高度。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的“实境”一品中，用形象的语言表现了这种精神美：“晴涧之曲，碧松之荫。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致，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007、在先秦时，医和等人就提出音乐可以导养人的神气。

荀子《乐论》提出音乐可以使人“耳目聪明，血气和平。”

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中说“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嵇康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认为音乐不但可以导养人的精神，使人处于平和宁静的“大和”境地，还对身心健康十分有益。

008、嵇康明确宣布，鄙弃世俗的名利禄位、感官享受，认为这些足以伤身害性，他提出了养生“五难”：

一名利不灭，二喜怒不除，三声色不去，四滋味不绝，五神摅（shū）转发。

他性格刚烈，爱憎分明，第二条只是他的主管愿望而已，是做不到的。而其它四条，嵇康可以说是加以克服，做到了现实生活中素志不移、淡泊自守、摒弃富贵之名。

009、嵇康认为养生在于养神，途径之一就是音乐的陶冶。音乐可以使人汰出内心的贪欲与浊秽，升华到与天地之道合为一体的理想人格境界。

这种人格理想实际上也是魏晋玄学揭示的那种超越物质世界的“道”。

010、嵇康在《答何子期难养生论》中，把音乐与人的愉身养生想联系，改变了传统乐论将音乐看做移风易俗的工具的观念，深刻揭示了音乐对人格精神升华的作用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