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路独行
地方王国是汉代帝王为了实现王权专制而建立的，从君主的主观意志出发，他们希望王国对王权起到支持和维护作用。
从两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的存在基本实现了汉代帝王的主观愿望。经过汉代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和王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强大，王国在运转上有越出王权限制的倾向，这是专制王权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王权不断对王国实行强干弱枝的打压，使王国对中央的威胁解除了。
但是王国的过分削弱，使其不能起到拱卫皇室的作用，一旦有其它的分裂力量威胁王权，就容易导致王权与王国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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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王国对王权的积极影响，也就是对王权的支持作用。王国对于汉初的政治安定、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文化的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高祖的白马之盟，对同姓王给予很大的权力，同时也对他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称王建国成为刘氏的特权。刘邦去世后，在刘氏皇族集团之外的统治阶层中有三股大的势力：吕氏外戚集团、军功官僚集团和同姓王的存在。
同姓王的存在对吕氏集团和功臣集团均是一种牵制。吕后死后，诸吕欲为乱，但是由于宫廷惧怕绛侯周勃和朱虚侯刘章（后封为城阳王），外面害怕畏齐王刘襄未敢轻举妄动。后来在平定诸吕叛乱的过程中，刘章、刘襄等同姓王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姓王的强大对于强大的军功阶层也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使他们能够中规中矩地信守做臣子的职责，不敢像异姓王那样对王权存有异心。
即使是在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当中，更多的同姓王还是站在维护王权和统一的立场上与叛军周旋。如齐王拒绝与吴楚七国合作，最终坚持继续抵抗。衡山王刘勃坚守无二心，济北王刘志在也志在坚守。江都王刘非年仅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并立下了军功。
最为典型的是梁王刘武派兵以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为平叛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如果没有大多数诸侯王积极投身到平叛中去，这场较量的胜负很难预料，正是由于以梁王为首的同姓诸王同心扶助汉室，才使得周亚夫的作战如鱼得水，最终在三个月之内平定了七国的叛乱。
七国之乱后，由于王国力量的过度削弱，使其失去了对中央的维护和支持作用。西汉末年，王莽窃权，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交相控权，最终使国家走向割据与分裂，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由王国被过度削夺，面对皇权凌夷而无所作为有一定的关系。
对此班固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汉书·诸侯王表》称：“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专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价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黻，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
东汉时，同姓王的封国仅有一至两郡，势力弱小，根本起不到拱卫王权的作用，面对此起彼伏的的割据势力，诸侯王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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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并不能完全确保帝位的传承，王国的存在还有效地解决了汉皇位的传承问题。这种由诸侯王侯被选立为新皇帝的方式被称为“外藩入继”或“宗藩入继”。
宗藩入继是两汉一个比较典型的的政治现象，据统计:西汉10个继位皇帝中，入继皇帝达到6人，他们是常山王刘义、代王刘恒、昌邑王刘贺、阳武侯刘病已（刘询）、定陶王刘欣、中山王刘衎和刘婴，而在东汉的10个继位皇帝中，除了顺帝刘保和冲帝刘炳外,其余8人都是通过宗藩入继的形式登上大宝的。
虽然有的帝位在继位前并没有真正在自己的封国任职，其宗藩身份只是他登上皇位的仪式程序而已，如宣帝刘病已长于民间，并没有真正担任王国国君。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大部分以宗藩入继身份继位的帝王属于有藩王经历的国王，如汉文帝刘恒便很典型。
这位王国的国君在继位前曾在代地呆了18年的时间，与匈奴的交锋和对王国的治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国力虚耗，这种状况，对抵挡匈奴的代王刘恒来说，体会得要比其它的刘邦皇子深刻得多。所以一俟天降大任于斯人，他的政治作为，乃至个人生活喜好就会显露出早先经历的影响。而这种素质对一个函需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新兴王朝来说，自然至关重要。”
当然东汉大部分入继的皇帝都因缺乏政治才干和长远志向而十分平庸，不过仅对专制政权的延续来说，宗藩入继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毋有江先生说：“通过宗藩入继的形式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并通过继承人的具体选择凸显现实政治运作的权力结构与复杂的政治利害关系,从而最终实现中央国家机器的持续有效运转,就中国专制主义皇权政治来说,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