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方式是多元化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以下是一些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
以民为本，重视民生：许多古代帝王都认识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他们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增强国家的实力和稳定性。
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通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古代帝王成功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避免地方势力的分裂和割据。
任人唯贤，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古代帝王通过各种方式选拔人才，如科举制度，确保政府能够得到有才能的人的服务。他们认识到，国家的治理依赖于贤能之人的智慧和努力。
依法治国，严刑峻法：法家思想在古代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帝王都强调法律的重要性，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儒法互补，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古代帝王在治理国家时，往往会结合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既强调德治的感化作用，也重视法治的规范作用。
重视教育，发展文化：古代帝王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来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从而促进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对外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古代中国有许多帝王都重视对外交流，通过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这些治理方式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四种治国模式
古代中国，如何治理好国家，执政者曾进行过一系列尝试、探索和实践，其中有四大代表性模式：西汉孝文帝的节俭模式、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宋仁宗的新政模式、明太祖的峻刑模式。这些模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节俭模式——“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汉文帝刘恒
“节俭模式”，是古代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汉文帝刘恒。中国人素有“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管理国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观》中专门论述了奢侈浪费与国家管理的关系，认为“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刘恒在位期间，禁扰民、禁送礼、禁浪费，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属国献供礼等都废止了。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刘恒就此下了“红头文件”，诏告天下“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
不建楼堂馆所。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连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劳民伤财的，一律不批。据《汉书·文帝纪》记载，刘恒曾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预算，要花费“百金”。这笔开支对皇家来说，连毛毛雨都不算，但刘恒觉得不妥，放弃了造台计划，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
汉代流行厚葬之风，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来造帝王陵墓。刘恒移风异俗，奉行“薄葬”。甚至连自己平时的穿着也不讲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汉书·东方朔传》“身衣弋绨，足履革舄”。后宫嫔妃也都不穿高档时装，“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普普通通。
刘恒开创了封建帝王着“亲民装”的先河，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刘恒是“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其“节俭治国”思想，体现出了封建时代“以孝治国天下”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刘恒死后盖棺定论的谥号中，用了评价等级最高的一字“孝”，称为“孝文皇帝”。
刘恒的治国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汉书》称当时是“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随后的景帝刘启，继承了刘恒的治国思想，合称“文景之治”。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唐太宗李世民
在古代，执政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民惟邦本”，简称“民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执政为民”。以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被称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识”，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李世民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他常提荀子的观点：“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认真研究了朝代兴迭规律。据《贞观政要·仁义》，李世民称，“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义为治”实现的，表现为“宽律令”，具体操作分为礼刑并用、简约画一、宽仁慎刑三个层面。《唐六典·尚书刑部》注记，李世民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臣僚重新审订刑律条款，尤控死刑，他强调“死者不可复生”，要求“用法务在宽简”，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为防错杀，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报中央，再三复核。
最能说明李世民“宽刑”的，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发生的一件事。当年十二月，他在查阅死刑案件时，出于怜悯，下令将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过年，来年秋再回长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个不少回来了，李世民很感动，干脆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选贤任能、纳谏如流、赏罚分明，其治国模式成效斐然。执政几年后，便“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贞观四年，全国被判死刑的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号为“贞观”，故史家赞誉李世民的治国模式为“贞观之治”。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时成”
“五经”之《易经》中的第49卦即为“革卦”，古人释注中有句话叫“天地革而四时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规律。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为国家治理手段，被史学家称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赵祯。
北宋是中国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为积极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纪中叶后，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赵祯推行的“庆历新政”即出现在这一时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对西夏战争惨败，直接促使皇帝赵祯“欲更天下弊事”。此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识，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庆历三年九月，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当场赐给纸笔，要求他们针对当前急务当场呈奏。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这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赵祯接受了这些改革建议，渐次实施，颁行全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此揭开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遗憾的是，一年多后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赵祯“宽仁少断”、保守派势力强大有直接关系，但与仓促上马、预热不够、力度过猛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宋仁宗不急于求成，“摸着石头过河”，尤其在进入涉及利益集团的深水区，改革若能稳一点，或许就是另外的结果。
尽管如此，历史仍给在位长达42年的赵祯以高度评价，其治国模式被誉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认为超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峻刑模式——“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所谓“峻刑”，即严刑。唐宋以前治理国家讲究“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即所谓“轻刑”思想，属于“仁术”。宋元以后，执政者奉行“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轻刑律，晋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观点为执政者认同。“峻刑模式”又被称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积极实践者，他在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他声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简称“乱世用重典”。
一直以来，朱元璋都“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施“猛烈之治”。虽然《大明律》条款已相当成熟、完备，但朱元璋觉得仍不够“吓人”，又编定了《大诰》，实行“法外用刑”予以“严打”。如政府部门随便增加编制人手等“有司滥设吏卒”行为，依律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诛”，不仅部门领导倒霉，当事“临时工”也要处死。至于“吃空饷”等，在明朝一旦败露，当事人必死无疑。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大多是“剥皮实草”。只要贪污60两以上者，先要“枭首”，示众后再剥皮，皮内充填干草，悬挂在衙门两旁，以警告官吏。类似这样的施峻刑严惩事例，不绝于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国模式，史称“洪武之治”。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效果明显，明朝官场“干净了一百年”。《明史·循吏传》记载，峻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