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姐，关系从哪一辈算起，大概不甚了了，年龄辈分，乱糟糟的，实在不清楚。或许是因为我们一个姓吧！
这地方是一个小乡，仅仅从一个点分成两条路，我们用上街和下街区分。上街是主街，每日来往车辆不断，多以三轮车、摩托车为主，偶尔来一辆挖掘机，全村人放下手里活，抱着孩子，围住它，孩子兴奋大叫：“挖——挖挖机。”下街车少，忙完农活的人，端上一杯浓茶，路边摆上四方桌子，吆喝道：“快来，三缺一。”随后便是一群人围拢上来，
“你打这张牌不行！”“胡胡胡——”“幺鸡。”“哈哈，杠上花。”
围着的人多，人多嘴杂，手持麻将的人们，不满地嘟囔：“我又不是不会打，你不要叽叽歪歪说个不停。”牢骚也只这一刻，无论是围着看的人，还是手持麻将的人，笑声仿佛水缸里早已满却的水，顺着边沿溢出。
姐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她拿着麻将，转过头对她身后看牌的人说：“哎呀，伯伯，你不要说牌，我打得来！”
老人把旱烟管放在嘴边，吧唧两声，道：“你打得来，刚刚你有个小过，咋不接哩？”（对方发出一张牌，能接住，胡，叫小过；自己摸到一张牌，胡，叫自摸。）
姐将总是挡眼的头发别在耳后，笑道：“当然，被过的人，多可怜！”老人冷笑道：“你过别人可怜，别人过你怎么不觉得可怜？”
“哎呀，大家都是穷苦人，找点乐子。”姐不以为然地将自己手中牌发出。
“胡！不好意思，珍姐，你不接我的，我还是要接你的。”坐在她对面的阿姨笑嘻嘻说道。
她觉得好像有一股滚烫的热流涌入头中，烫得她满脸通红，急需将它喷出，“你这人不厚道，我不过你的，你还过我的？不来了，钱给你。”说完将麻将重重摔在桌子正中央，摸出纸币，捏成一团，丢了过去。
大家不由得面面相觑，心里暗暗感叹：“这人又发神经了！”
没人喜欢和她打牌，她的牌品一直为人所诟病，如果打牌不要她，那可乖乖的不得了，她会在旁边叽里咕噜说个不停，围着桌子来回转，一会儿说说这人牌，一会儿说说那人牌。据说因为这事，她还被人打过呢！
我妈中风后，她每日来我家坐坐，安慰我妈，她说：“三婶，你不要多想，你是个有福之人，两个女儿都能干，所以安安心心享福，不要担心病。”妈点点头，瘪着嘴，并不言语。突然地一场病，将我妈这个爱美乐观的女士，打击得弯下了腰。
姐的老公钓鱼回来，姐喊道：“那个，把那条大的鱼杀了，给我三婶炖点鱼汤。”
妈猛地抬起了头，急忙摆手：“不用不用，这么麻烦你，不太好。”
“有什么不好的？你是我三婶。”
“算了算了，你女儿明天放假，学生学习辛苦，你煮给她吃。”
“她吃啥子？才初二，长得那么胖！”
妈还是拒绝了。妈私底下对我说过：“你珍姐，她是个特好的人！可是她自己条件也不好，有点好东西就给我，这怎么行！再加上，她不爱干净是出了名的。”
姐的发质不好，干燥燥，乱蓬蓬，还有点自然卷。妈说：“珍儿，你这女儿这么大了，你还是每天把头发梳一梳，衣服不要穿太脏的，现在正是女儿好面子的时候。”
她说：“三婶，你不用劝我，我就是要这么脏！”
其实她年纪比我妈大。据说她大儿子外出打工，出了事，回来只剩一坛骨灰。从此之后，她变了，变得更加开朗，更加活泼，也更不爱干净。逢人便笑，不是疯笑，而是亲切的笑！我听过很多人评价她：儿子走后，她更加热情，热情过头了。
是的，每次看见我，她总是跑过来一把将我抱住，用她沾满油渍的手在我头上摩挲，嘴里不住念叨:“哎呀，我的妹儿呀，越长越乖啦！”
我只得强颜欢笑，心里一声长叹——这是我刚洗的头发！
猪肉涨价，大家每天必聊话题定是猪肉吃不起，她兴冲冲地跑来我家，对我妈说：“三婶，你有猪肉吃没有？要不要我给你提一块？”
我妈连连拒绝：“你家条件也不太好，你不要这样，自己留着吃，我屋里还有几块腊肉。”
姐点点头，沉思一会儿，突然抬起头，裂开嘴笑道：“我知道了，我养了三只鸡，送你一只，我马上去给你捉……”
妈立马拉她坐下，温声温气地劝道：“珍儿，大家都知道你是好人，可你什么都给别人了，你老公女儿怎么办？你要多为他们想想。”
“没关系，他们两个不吃肉。我给你说，我那鸡，特肥，特大！真的，送你一只。”
“不行，如果你硬送，以后就少来我家，免得我看到你不好意思！”我妈板起脸。
她想了想，说：“这样吧，我那是土鸡，又肥又大，卖给别人我舍不得，三婶，你买不买？”
我妈犹豫了一下，说：“那行，不过，我女儿还没放假，我一人也吃不了一整只。”
“小事儿，我给你养着，等你女儿回来再杀。”
就这样，鸡从十一月养到快过年，等我回家时，她哭丧着脸，对我和我妈说：“真对不起，我不知道鸡怎么了，越来越瘦，身上没肉了。这样，你们杀两只，等于之前的重量。”
我妈当然不答应，劝说她一番，她终于收起哭丧内疚的表情，笑呵呵起来，连蹦带跳地跑到麻将桌旁，一转眼，钻入层层叠叠的围观群众里，消失不见了。只听见她爽朗的笑声在人群里来回荡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