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公元1925年。

这一年是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交织，经济民生凋敝。

3月12日，一生奔走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遗愿安葬南京紫金山。

中山陵工程在第二年启动建设。

国民党成立了葬事筹备委员会，计划为孙中山先生撰写墓志铭、碑文等。

经过了长达两年的讨论，内容始终未定。

外有南北军阀割据，内有党内派系矛盾。

碑文，要承载的太多太多。

突出一个难字。

到了1928年，筹委会只能以“总理之伟大，非墓志铭、传记文字所能包括一切”为由，决定仅保留最简短的碑文，记录安葬时间与事件。

写碑文的重任，最后交到了国民党内元老，“近代颜体第一人”谭延闿（kai）的手中。

颜体，即颜真卿的楷书，笔力雄健、结构端严，自唐代起便被奉为“正体”，代表庄重与权威，而颜真卿本人更是忠臣典范。

谭延闿，湖南人，出身官宦人家，父亲官至两广总督，是晚清重臣。

起点颇高。

但谭延闿却是庶出，母亲出身贫苦，地位低下，原本是个丫鬟，生子之后也只是一个妾的身份，在等级森严的家庭中，每天操劳，吃尽苦头。

所幸谭延闿自小聪慧懂事，谨记母亲教诲，不做争抢，低调处事。

更关键的，学业有成，13岁即考中秀才。

1904年，24岁的谭延闿参加了清末最后一次科举会试，名列贡士第一名，即会元，填补了清代二百余年湖南无会元的空白。

据说在最后的殿试时，本来文章好，字又漂亮，是可以被钦点为状元的，但是慈禧发现他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让她联想到了自己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于是降为二等第三十五名。

但也已经是轰动湖湘了。

母凭子贵，母亲终于可以坐下来，在正厅吃饭了。

谭延闿一生尽孝，即使公务繁忙也总是定期给母亲通信问安，而且想方设法提高母亲的地位和威望，主政湖南期间，他打出的旗号就是“奉母命出而维持秩序”，“以免地方糜烂”。

1916年，母亲在上海病故，他不顾政局动荡、“湘督”职位不保的风险，赶赴上海奔丧，后又扶灵长沙，从族祠出殡。按照族规祖制，母亲的身份不能从大门出，谭延闿坚持不从，甚至仰卧棺盖上，大喝：“我谭延闿已死，抬我出殡！”，迫使族人最终让路，得以从正门出。

这在当时，很不简单。

对比来看，同为庶出的袁世凯，权倾天下，想要把母亲抬出正门葬入祖坟而不可得。

也因了母亲的遭遇，谭延闿反感封建习俗，誓不纳妾，妻子尽心事母，生儿育女，但不幸早逝，他在灵前焚烧婚书盟誓：“此生唯有卿一人”，信守承诺，终生未再婚娶。

在后来的十余年里，每年逢辰触景，皆有悼亡之诗作。

足见情深。

谭延闿与孙中山认识后，一直跟随，多次提供关键支持，三次主政湖南，使之成为南方革命政权的战略支点，后来还推动筹建了黄埔军校，但是辞任校长。

孙中山还曾有意介绍撮合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宋美龄，谭延闿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

他始终有他的坚持。

眼下派系纷争，先生早逝。

谭延闿身居高位，却无力主导局面，惟愿能做好书写碑文这一件事。

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抱恙，常年咳嗽，手发抖。

虽然已经是位列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但他还是推掉了手头的事务，全心投入。

他特别定制了重达230克的紫檀木笔杆，以求精准控制笔锋，又从上海采购安徽宣纸，每张裁成一米多长的规格，用于练习。

先是临摹颜真卿的《颜勤礼碑》，持续半月有余。

后每日晨起，开始冷水浴更衣，茹素断荤，日写十纸，劣者即毁。

反复修改三百余稿，最终选定第三百一十七稿为定本。

碑文为三行竖排：

“中国国民党葬

总理孙先生于此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主体一十三个字，兼顾了方方面面。

简练，但不简单。

碑文交出后，谭延闿一病不起。

1929年6月，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迁葬于南京钟山。

1930年9月，谭延闿病逝于南京，终年50岁。

国民政府下令国葬，葬于中山陵之畔的灵谷景区。

他的碑文，原来是题写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前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公延闿之墓”，以及“荣典之玺”和“国葬之碑”等字样。

有高度。

但是总觉得在调性上，有那么一点不适配。

后来碑文被全部磨去。

再后来，又新刻了四个字——“灵谷深松”。

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