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1日清晨六时许，陈传才老师于睡梦中仙逝。在国外通讯不便，加之自己是定期翻看朋友圈，今日上午才得知此事。翻看之前的硬盘中仅有的几张照片，又重新听了一下之前的聊天录音，不禁潸然泪下。
陈老师于1936年出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及系副主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硕导胡老师的老师。之前在保定读书，曾几次与胡老师一起看望过老师以及岳师母。大概是15年我研二时，那时老人家精神矍铄，谈起问题条理清晰，声音有力。岳师母还曾经送过我一幅她自己画的画，当时两位老人小心翼翼地将画卷起，缓缓装入画筒之中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考博结束之后去见陈老师。当年考博大作文为“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那年很多人都被这个题砸晕了，写成了“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之类，我也不例外。出考场之后有人说是“一带一路”，上网一查，心里咯噔一下，犹如跌入谷底，因为专业课发挥不错而带来的喜悦全部被冲得一干二净，心理一算分数，二十分差不多没了。估计这次是与人大无缘了，收拾东西准备看望陈老师然后离开，走之前经过人大东门，想到了寒暑租房的辛苦，三本考研再考博的艰辛，准备了这么久没想到会因为“一带一路”前功尽弃，泪水夺眶而出，模糊了眼镜片，整个人也轻飘飘的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回龙观。陈老师总是叫我“小张”，他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一面倒茶水给我喝。然后听我聊起考博初试，细心的他可能注意到我情绪的低落，并勉励我，告诉我做学问的门径，他平稳的声音伴随着温热的茶水让我恢复了力气，坚定了决心。我只记得自己反复说：“没事儿，再考嘛，一次两次，三次都无所谓的。”可能我比较习惯于做最坏的考虑与打算吧，考博结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遭，一次考上了。
之后，在北京上学，看陈老师更方便了。我去的时候往往会提上大米，小米，鸡蛋之类一口气扛上顶楼，因为他们的楼层没有电梯，上下楼提重物不方便。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不用买了，其实是可以打电话叫人送的。可能是看我这么热情，不忍心说吧。其实两位老人饭量很小，不常开火做饭的，偶尔也是出去吃。还有一次是两位老人请我在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当时是春天，路上的很多不知名的树都吐出了嫩芽和花骨朵儿，两位老人穿的厚厚的，一前一后，开心地走在阳光下，东看看，西看看。师母边走边告诉我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树。我记得那天餐馆人不多，很清净很明亮，点了好多菜，陈老师说没关系的，如果吃不完可以带回去，慢慢热着吃。一开始是大家一起吃，老人吃得很仔细，很慢，基本上不怎么吃肉。后来是陈老师和师母看着我一个人吃，边看师母边微笑。陈老师说，年轻人要多吃一点，多吃才能够做事情。然后又问我的父母都还好吗，多长时间回一次家等等。当天的场景记忆中还如此的清晰可辨。
陈老师早已离开教坛，退休多年，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听过陈老师的课，但每次去看他，他总能“传道受业解惑”。他的指导是方法性的，能够获益终身，至今还记得他提到的：“四个意识”，即确立宏阔而辩证的方法论意识、形成开放而深沉的问题意识、寻求突破与超越的创新意识、当今文论研究与发展面临的问题。
拉拉杂杂，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追悼会在周日，很遗憾我未能亲自到场了。以此文字作为纪念吧。希望师母珍重。我们这些学生能做的就是继续潜心向学，用更多更好的成果来回报师恩。
附：陈老师简介
陈传才，1936 年生，广东普宁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之一，2004 年获首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评审专家，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艺术本质特征新论》、《文艺创作七十讲》、《文学理论新编》、《文艺学百年》、《中国20 世纪后20 年文学思潮》、《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