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沆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874年，他生于贵州遵义，自幼随父在湖南岳麓书院、湘山经堂求学，1893年中举，1895年考中进士，成为连捷进士。辛亥革命时期，他曾阻遏唐继尧都府刺杀蔡锷的计划，还冒险护送蔡锷入滇，为护国运动在云南首义成功立下功劳。作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中唯一的进士馆员，他著作颇丰，除《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外，还编撰了《牂牁馆纪》《满洲编年纪要》等重要文献，一生为维护国家主权多有贡献。
这部《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共八卷，近十万字，内容涵盖极广：卷一记载黑龙江上源、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支流；卷二涉及松花江上源及支流；卷三讲述松花江北岸最大支流嫩江与桃儿河；卷四聚焦松花江支流及南岸最大支流牡丹江；卷六介绍辽河上源和支流；卷七包含鸭绿江、图们江、绥芬河；卷八则涵盖滦河、大凌河、小凌河及海岸，还附有凡例与徵引书目。全书编排有序，从松辽流域纬度最高、最大的黑龙江起笔，至流域内纬度最低、目次中最小的小凌河收尾，脉络清晰，宛如一幅系统的东北水文长卷。
在此之前，东北地区面积超一千平方公里的二百多条河流，在清代以前仅零散见于各代史籍或地理志中，不仅名称多有出入，记载也极为简略。即便是乾隆年间编纂的《满洲源流考》，也仅侧重于更正地名、河名，对河流的发源地、流经地、归宿地等关键信息仍缺乏详细记述。
周沆撰写这些著作，经历了漫长的创作过程。《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与《满洲编年纪要》同期完成，前者梳理东北水系脉络，后者考订区域历史纪年，共同展现了他对东北地理与历史的系统研究。从完整的创作链条（准备+撰写）来看，这些研究的起点远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伪满洲国1932年3月建立，而《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1933年初便已完稿，撰写耗时四百余日（约13-14个月），这意味着正文写作始于1931年底至1932年初。若加上前期搜集资料、梳理线索、确定写作思路等准备工作，相关工作应该在1931年甚至更早便已启动——准备时间越久，整体创作的起点便越早，显然都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为完成这些著作，周沆参考了上至《汉书》、下迄《满洲国铁道图》的一百五十九种历史文献，详尽记录了东北各河流的发源、流经与归宿，也细致考辨了区域历史的纪年脉络。（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提及的“满洲国地图”，为1937年伪满洲国出版发行的内容，并非周沆原稿所固有）。
然而，周沆却因这些研究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流传着一些说法，称他“1931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教师，次年伪满洲国建立后任中东铁路理事，因工作有成效，获溥仪赏北大荒跑马圈地，赐‘中庆循良’四字”，甚至有人无端猜测所谓“工作有成效”与《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有关。
但细究史实便知，这些说法站不住脚。关于“1931年周沆在北平任职”的传言，与可靠记载矛盾：现有资料明确显示，他1926年至1930年受聘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1930年后已赴东北任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正身处东北，并非在北平。这一史实更能说明，1931年前后他的研究环境与东北紧密相关，而所谓“在北平任教”的说法本就不成立——1931年东北战乱爆发后，他若身处北平，既无法跨越频繁中断的铁路交通获取实地资料，也难以在东北学术资源遭战火破坏的背景下，完成“四百余日持续撰写”的高强度工作；加之他1874年出生，1931年已57岁高龄，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更不可能承受战乱中的长途奔波。
更关键的是，从创作时间来看，《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与《满洲编年纪要》的准备与撰写均始于伪满洲国成立之前，显然不存在因在伪满洲国任职而受赏的情况。这些不实记载，让这位文化老人蒙冤多年。
事实上，这两部著作不仅分别呈现了东北地区水系的自然风貌与历史纪年脉络，更共同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为后人研究东北水利、地理、历史提供了珍贵而详尽的资料，在相关学术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其中《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2004年被收入《中华山水志》再版，2010年9月1日被收入《中国河湖大典》（该书被誉为“当代《水经注》”），2016年以影印形式被收入《中国水利史典》，2022年又被收录进《中国地方志集成·水利专辑》。
通过这些大型方志集成丛书，其传播范围与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为水利史、地方志等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接触这份珍贵遗产的契机。
对于周沆的生平，我们理应基于详实的史料客观评判，而非仅凭不实传言诋毁污蔑，让这位为学术与历史留下宝贵财富的文化老人得以正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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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克敏. 《浅论周沆的功与过》[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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