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
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
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2013年3月号《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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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为人称道的是他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以此构建的政商关系网。在中国内地，李嘉诚在政治圈可谓长袖善舞，关系网直通高层。在香港地区，他曾获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2年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前，香港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中，有6名是李嘉诚私人“幕僚”，获聘为长实集团的董事。李嘉诚与汇丰银行关系密切，曾任汇丰控股董事会非执行副主席达7年之久。这些人脉为李嘉诚带来诸多商业上的便利。这确实是李嘉诚的特殊资产，是其商业帝国建立的基石，然而这个无形资产如何传承却是接班时面临的巨大挑战。
从另一角度看，李嘉诚的政商关系也不是坚不可摧，随着领导人的更替，一切都是未知数。接班人长子李泽钜相比则非常低调，不为人知，他作为接班人淬炼的主战场从来都是欧美市场，一旦离开父亲的庇护，李泽钜能否玩转香港和内地的政商圈是一个疑问。这可能是李嘉诚逐步将资产转移到低估值的欧洲市场的一个原因，此次将公司注册地转移到开曼群岛，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安排，这也是李嘉诚一向的经商哲学。
香港和大陆的企业大多依靠着千丝万缕的政商关系，这是一把双刃剑，李嘉诚受惠于政治关系，现在却不得不割断这层联系。李嘉诚说自己“树大招风”才招致香港民众的仇富，可是深层次原因却是，民众认为向政府寻租的商人是不道德的，“为富者必不仁”的观念深入文化，任何一次李嘉诚与中央官员的会晤都被公众密切关注解读。然而依靠政治关系的企业会抑制自身的创造力和潜力，资本集中于地产、电力、通讯等，再渗透各行各业，形成权贵垄断，李嘉诚确实是创造了商业帝国，可是他没有创造出伟大如苹果微软等企业。
李嘉诚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和很失望，他热衷于慈善事业，主张做“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爱国公益慈善家，他通过汕头大学、长江商学院等项目，已经捐赠了过百亿给慈善基金。可是民众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宽待李嘉诚家族，政府也不一定会长期庇护，在历来缺乏对私有产权保护的中国文化中，企业家的命运总是如履薄冰。（2015年1月22日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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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冠球创业至今已经40多年却屹立不倒。查看其历史，鲁冠球的社会观察一直是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中国改革的现实阶段为半径、以自身的企业实践为基础而展开的，他提出的诸多观点在不同的改革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却基本上与他所经营企业的具体利益无关。鲁冠球因此成为各方均乐于接受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在鲁冠球政商关系的实践中，禹作敏入狱事件给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市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去信，安慰禹说政府应会考虑他的改革影响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态发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后鲁冠球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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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华为所在的深圳，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中国企业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首先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在国内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
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了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不然企业走出去会遇到非常多的风险，最后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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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到深圳创业开始，不行贿就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我这么做，我的企业也这么做。
有人质疑:个人不行贿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能保证你的公司没有行贿行为么?事实上，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不行贿你就会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虽有受贿的风气存在，但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那么你坚持不行贿就不那么困难了。而且，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情不能做，那么财务上就无法支出，行贿之事自然就办不成。
马云曾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给出建议：“无论你在哪里，政府是一样的，爱他们但不要和他们结婚，不要和他们做生意。”他以他在上海的某一次会议的经历为例，他向政府汇报工作，汇报了5分钟，某官员教他们一个小时怎么做企业。现在政府的人忘记自己是做政府的，企业的人忘掉自己是做企业的，还有很多人忘掉自己做建筑，忘掉自己是做学术。人们应该在我们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才会分工合作、互相合作。
马云讲话28：“亲清”的政商关系，既要清清白白，也要亲亲热热
在2017中国绿公司年会上，马云围绕新型政商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引发现场1000 多名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共鸣。
马云介绍道：“新型的政商关系是‘亲清’的政商关系，既要清清白白，也要亲亲热热。对企业来说，坚持新型政商关系，就是要坚持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
马云曾多次告诫创业者，不管是开拓市场，还是融资，都不要过分地依赖政府，因为过分地依赖政府就势必影响创业者制定科学的战略。特别是在融资方面，马云认为，千万不要完全依赖银行贷款，创业者必须掌握最便捷的创业融资方式。
马云坦言，在创业融资过程中，家人、亲戚和朋友才是年轻人创业融资最便捷的选择。马云说道：“阿里巴巴集团至今未拿过银行和政府一分钱，我当初一家家（银行）敲门，一家家被拒绝。”
为此，马云回顾了阿里巴巴集团的融资过程。在2004 年2 月17 日，日本软银集团向阿里巴巴集团再次投入8200 万美元。
当8200 万美元的融资到位后，阿里巴巴集团的发展如同“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该笔VC 是阿里巴巴集团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大的单笔投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单笔私募纪录。
这个纪录被媒体记者作为采访关键问题时，马云的回答更加让媒体记者大惑不解，马云说：“你们应该恭喜的是我们的投资者，而不是我们。”
在很多场合，马云都认为，阿里巴巴集团之所以能够得到高盛、软银的投资，靠的不仅是实力，更多的是作为创业者代表的马云和他所领导的团队的魅力。
马云在开拓市场和融资时，不仅坚持“不要过分依赖政府和银行”的原则，同时对大部分投资者是不买账的，因为马云要寻找的是能够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同成长的策略投资者。
在《赢在中国》第一赛季晋级篇第六场上，创业选手翟羽的参赛项目是：“龙腾P2P 媒体点播系统，利用龙腾P2P 技术对原有设备与网络带宽改造，扩容原有运营商的视频点播系统，收取一次性的改造费用，与省级和总部级运营商合作打造统一的视频点播商业模式。”
翟羽介绍说：“钱是肯定没有的，这个问题不想这么回答你，马老师。因为我曾经跟田园老师说过，聊了很久，他非常支持我。最后他给了我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在商场中有名望、有地位的真正的企业家推荐你的话，也许你就不会成功，但是我说推荐你也许会改变你后半生。”
为此，马云点评说：“翟羽，我觉得你非常聪明，我给你一些建议，这世界最不可靠的东西就是关系。因为没有钱，没有团队的时候要靠关系，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尤其是我，我更没有关系，没有钱。记住，关系特别不可靠，做生意不能凭关系，做生意也不能凭小聪明，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客户需要什么。你试试再创造下去，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机会。”
马云：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很多人死在了明天的夜里。
阿里巴巴集团能够熬过冬天，又能够异军突起，马云非同寻常的融资之道是重要原因。如今，马云融资已成为业界传奇。在这传奇背后藏着马云的融资秘籍——先人后钱、事先钱后、以我为主、战略至上。
马云之所以能说出那种话，也许正是他这么多年闯荡商海的经验之谈。关于创业争取VC，马云一直强调：“不要相信关系，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关系，你需要做的就是保证你的客户真诚度和满意度。”
马云多次指出，要想创业成功，就必须放弃“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想法，踏踏实实地经营企业，这样的话，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比找关系要大得多。
马云提醒创业者，虽然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包括政府资源，对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都十分重要，但是实际上，政府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对于创业者来说，关键要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而绝不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的帮扶上，否则将非常危险。上述案例中罗志德的悲剧就能警示每一个创业者。与政府搞好关系，对每一个创业者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与政府的关系对企业发展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对此，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曾多次强调：“竞争优势不仅能够显著地为客户带来收益或节约成本，同时与竞争对手相比，它具有难以模仿的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正确认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制定出目标清晰、具备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当然，企业竞争优势必须独特，否则它就不可能有更大或更强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湖北幸福集团的周作亮，他为了满足政府的偏好把企业做大，但当这个企业真正倒的时候，政府不会为它承担责任。
实际上，政府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要练好内功，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帮扶上，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搭在同政府的关系上，否则将非常危险。
“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中间的“防火墙”正是党纪国法与制度笼子。（2015年03月27日《人民日报》）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金融时报》中文网，长文选自《马云内部讲话揭秘：阿里巴巴与六十大道》，已获授权，转载请注明“鲲鹏悦读”。
周锡冰，中国本土化管理资深管理专家，区域经济研究青年学者，浙商研究资深管理专家，中国家族企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本土企业软权力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标杆企业案例营销中心研究员，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签约财经作家，资深财经畅销图书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