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蒙着被子落了好一会儿的眼泪，但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心中除去愧疚，还有一丝撒谎成功的窃喜。

一

在家乡买房是父亲的主意。他说人老了，就想落叶归根。

父亲是在县城出生长大的，母亲跟他去沿海城市闯荡时，才生下的我。父亲常挂在嘴边的故乡情愫，我不能共情，能做的只有理解。

那天，我站在街道旁看去，阔别五年的家乡县城，一如既往的脏乱。残破的砖瓦平房和崭新的花园小区，贫富被一条马路分割开来。

因为隔天要上山腰的村镇办理港澳通行证，得在县城的酒店住一晚，距离夜幕来临的时间还很长。

闲着无事的我，便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晃荡。渐渐地，便走到了“群英路”。

五年过去，除了当年那些“机室”和赌场纷纷关张以外，整条街没有其余的变化。当年便是这样普通的一条长街，让家乡县城被人称作“小澳门”。

我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过去犯下的蠢事，每桩就像嵌在心坎的木刺。

二

2012年，因为户籍原因，我从本地的高中转到家乡县城一中。一路几百公里，从沿海到粤西，眼看着高楼一层层变矮，城市的绿化逐渐变成满目的荒芜。

到达学校的第一天，我办理了住宿，然后上当天的晚自习。新同学围在一起用家乡话交谈，我勉强听懂一些。后来我发现老师讲课时也用家乡话，才知道家乡话是这里的通用语言。

不会说家乡话的我，无疑成为异类。没有朋友，甚至没有同学主动与我交流。后来逐渐地有一些“差生”会和我攀谈，其中一个便是阿伟。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阿伟是我在家乡县城唯一的朋友。

阿伟学习成绩极差，常年稳居班级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学校一位职工的儿子，天生残疾，智力远不如同龄人——考试靠蒙。阿伟上课靠睡，课间十分钟跑到厕所吞云吐雾，回到课室，浑身烟味。

他是县城本地人，不知为何，与外地学生一样在学校住宿。在学生的生活费普遍每月几百元的县城一中，阿伟总能吃得起学校饭堂的二楼餐厅；别的学生渴了都是买一元钱的冰露，只有他一天买好几瓶脉动。

大约十一月上旬，阿伟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跟前，说放学后带我去一个好地方，涨涨见识。等到放学，阿伟喊住我，带我到校门口，坐上一辆三轮摩托车，直奔县城中心的群英路。

下车后，阿伟先是走到一家小卖部门前，买了一包中华烟，示意我跟着他。从小卖部穿行而过，推开后门发现别有洞天。昏暗宽敞的室内，沿着墙边一字排开，摆放着十多台游戏机，每台游戏机面前都坐着一个人，中央还有一台闪着彩灯的机器，围着五六个人，他们正紧张地盯着中央飞快旋转的动物玩偶。

“玩过吗？”阿伟问我。

我指着角落两台无人问津的水果机，那是一种可投币押注的小型赌博游戏机器，因为上面都是苹果、木瓜、橙子、香蕉等水果图案。

“我玩过这个。”我说。

“那你就玩那个吧。”阿伟说完走到一台空着的游戏机器前，从裤兜掏出钱包，打开后我看见，里面全是崭新百元大钞，看厚度估摸着有将近一万元。我顿时吓了一跳，一个学生哪来那么多钱？

阿伟将中华香烟拍在游戏机器的面板上，抽出一根点燃，翘起二郎腿，扬着十张百元大钞，略显兴奋地喊道：“老板，上分！”

一个穿着棉袄的妇女不耐烦地走过来，拿钥匙在机器顶上拧了十下，一把抽走了阿伟手上的钱。我看了一眼，一千元钱等于一万分。

红闪闪的数字10000，还没亮起多久，就眼睁睁看着它蹭蹭地减少，这时我才注意到阿伟盯着机器屏幕，双手像鸡爪一样摁在面板上，每个按钮可押注的分数是999。不过五秒钟，10000分就变成了可怜的10分。

阿伟并不在意，他盯着屏幕上的倒计时，当硕大的红色数字停到0时，彩灯亮起，然后像一条蛇在屏幕上的正方形边缘游窜。

“黄色，捷达。”机器冰冷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是闪烁的彩灯和一段欢快的音乐。坐在机器前的赌客们有人低声咒骂一声，有人愤然离席，阿伟盯着屏幕一会儿，靠躺在椅子上，深深吸了一口烟。

他再次扬起了钞票：“老板，上分！”

我在阿伟身后看了一会儿，便摸清这种赌博机器的玩法，其实和水果机的规则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是数台机器连在一起，游戏同时进行。

一台机器一共有十二个押注按钮，对应不同的赔率，赔率每一局都会刷新，但始终有个范围。每一局游戏单个押注上限是999分，全押便是一千二百元钱。阿伟玩的第一局，唯独没有押黄绿两色捷达，血本无归。

阿伟在第五次押注时，机器开了一次“火车”，所谓火车便是一种随机开出的奖励，本局游戏不再只开一个结果，而是数个彩灯连在一起，押中通赔。这一局，阿伟赢了六千元钱。

我扯了扯阿伟的手臂，劝他：“走吧。”他却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对我说：“今天运气好，再玩一会儿，指不定要开大满贯。”

我的运气似乎也不错，玩了十多分钟，已经赢了将近六十元钱。我正全神贯注地分析下一局该押哪种水果，阿伟已经走到我的身后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头看去，他声音有些虚弱地说：“走吧，我输光了。”

“这么快？”我诧异地问，然后准备点退币，“等下，我先退币。”阿伟却拨开了我的手，手掌摁在水果机的面板上，押的全是大倍率的水果。

“几十块钱有什么好退的。”阿伟说完，彩灯开始亮起，转过几圈后，稳稳停在了天门，然后额外奖励的彩灯又砸中了小天门和大西瓜。

我感到自己体内不断分泌着肾上腺素，看着水果机屏幕右上角的红色数字，心中默数个十百千万，一万七千一百分。阿伟的自作主张，让我足足赢了一千七百元钱。

一阵轻微的眩晕过后，幸福感和强烈的愉悦向我袭来，我猜是多巴胺开始发挥它的作用。

三

回学校的路上我坚持要分阿伟一半的钱，但阿伟不肯接受，他说只要下次我陪他去玩就好了。

我下意识想要拒绝，可一想到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一千七百元钱，对于当时念高中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如今这不算薄的一叠钱正在裤兜里被我紧紧攥着，拒绝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躺在宿舍的床上，我面朝着洁白的墙壁，宿舍翻新过后不久，空气中似乎还有些甲醛的味道，或许没有，大半夜辗转难眠，闭上眼就是水果机亮起的彩灯。

漫不经心地上完整天的课程，老师讲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放学时甚至没有等阿伟主动找我，我已经喊住他问：“今天去吗？”

“走。”阿伟简简单单地说出一个字，带着我再次直奔那家隐藏在小卖部背后的机室。

阿伟坐在了昨天同样的位置，钱包已经不如昨天丰厚，只剩下可怜的七八张红钞票，他拿出三百元钱上分，下注时，谨慎得昨天判若两人。

我坐在他身旁，同样掏出三百元钱上分，他看了我一眼问：“不玩水果机了？”

“那多没意思。”我没有看他，始终兴奋地盯着机器屏幕，我知道这款游戏的名字就叫奔驰宝马，似乎暗示着所有来下注的人，只要在这台机器上付出金钱和时间，就能赢来梦想拥有的一切东西。

玩奔驰宝马的时候，我逐渐摸出一些心得，尝试着以机器的角度去推测下一局开出的结果，例如身边的人唯独漏了黄色捷达没押，我便单押黄色捷达，赔率不高，只有五倍，但开出的几率特别大。

每一局我押的分数都不多，因为我发现只要我押的分数多了，即使押的是冷门，机器依然不会给我开，但我每局只要押不超过一百分，便几乎局局都中。

阿伟看我这样的玩法，嘀咕了两句，我没有听清，眼看着分数不断翻番，红色数字刺激着我的神经，每当一局游戏结束，都会有一阵愉悦感涌上脑海。

这种兴奋感消除了我在新环境的孤独，让我几乎忘记每周跟家人的联系。只有在每个月需要生活费时，母亲会给我打一通电话。除却吃饭和日常开销，剩余的钱，我都耗在了机室里。

四

常在机室逗留的人，多数穿着明显廉价的衣服，头发凌乱肮脏，偶尔有些人身上还带着一阵久不清洁的酸臭。然而他们出手阔绰，打开挎包里面全是百元大钞，钞票看上去比他们的脸还新。

在机室玩久了，便认识一些常客。有一位是隔壁班的数学老师，看到我和阿伟穿着一中校服进机室，他的神情明显有些异样，但见的次数多了，便不再尴尬，偶尔还会一起聊聊赌博的心得。

阿伟递烟给他抽，他便接着，我拒绝了几次阿伟递过来的烟，最后还是抽上了。赌博的时候抽烟，能让人冷静不少，至少不会像刚玩的时候，嘴唇发白、手发抖。

数学老师玩得不大，每次都是输几百元钱就走。可在教师工资不过两千元的县城一中，几百元可以算是元气大伤，所以他赢钱便来得频繁，输钱便得过好几天才来。

他告诉我们，这些机器都是预先调好概率的，今天要吃你多少钱，你就跑不掉，吃多了就吐一点，见者有份。

他总是隔几局才玩一把，看到机器开始少进多出时，就可劲儿往下押。原本听他说得头头是道的，以为是什么高明办法，可他输得也不比旁人慢多少。

每次输清光，数学老师都摇摇头叹气，坐在位置上好一会儿不舍得走。厚厚的眼镜片映着屏幕上彩色的光，看一会儿，似乎想起自己教师的身份，便语重心长地劝我和阿伟不要再赌了，赌博害人，学生应该做的事情是好好读书，诸如此类，然后扬长而去。而我和阿伟在他走后便哈哈大笑，只觉得他迂腐且虚伪。

还有一位常客，是一个“盲人”，盲人既加了引号，便因为他是个假盲人，穿着发黄的黑白条纹西装，戴着墨镜，在小卖部门口算命。地上放着一张白布，上面写着铁口直断，祖传周易之类的话，还画有一些乾坤八卦的图形。

每当生意上门，他便掐指胡诌一番，收下百元大钞，见客人走远，矮身便钻进小卖部里去，连算命摊也不管了，好一会儿输完了又出来，垂头丧气地坐在摊位前，继续算命。

旁人都叫他潘先生，我经常逮着机会便调侃他：“潘先生，你那么会算命，怎么算不到今天要输钱啊？”

潘先生有些怒意地说：“你懂什么，祖宗定下的规矩，算命先生不能为自己谋财，一旦为自己谋财，便算不准。”

我哈哈一笑，反唇相讥：“这句话倒是能圆上很多谎。”

“你不信算命？”潘先生白了我一眼，说：“我可以算算你最近的财运。”然后他问了我的生肖和出生月日的问题，笃定地告诉我：“你最近财运不错，会小发一笔横财。”

“要是输钱了呢？”我问。

潘先生摸了摸鼻子，讪笑着说：“输了不收你算命钱。”

五

随着在机室赌博的次数逐渐增多，我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经常晚饭也不吃，眼瞅着到了晚自习的时间也不肯走。终于在赌博的第二个月，因为处分过多，我被学校勒令退宿了。

退宿的事情不敢告诉父母，只好自己在学校附近找了间出租房，月租金四百元。经济变拮据后，没有使我收敛，更让我变本加厉，通常一赌就是一个通宵。

以前赢的钱全都输回去了，我向朋友借的四千元也输了进去。赌博机器屏幕上，最后的一千分，随着机器冰冷的一句“黄色，奥迪”付之流水，我终于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

彼时已接近寒假，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

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迟缓地朝着机室外走出，走到柜台前，我向他们伸手要了二十元钱坐三轮摩托车，这是机室里的规矩，若是有赌客输得身无分文，他们都会给赌客二十元钱的车费。

街上不时从半拉下的卷闸门里钻出一个人，整条街都是这样的机室，他们如同我一般失魂落魄地向前走，像是半个身子陷入了泥沼。

阿伟很久没跟我一起来机室，倒不是因为他“金盆洗手”，而是他比我更早陷入绝境。我通过他的只言片语了解到，他似乎在外头欠下一笔巨额的高利贷，钱输光了，无力偿还利息，终日惶惶。

回到出租屋里，我懊悔地想了许久，在机室赌博时的场景浮光掠影一般在脑海中闪过。冷静下来以后，我多希望一切没有发生，拿着一个月两千元钱的生活费，住在学校宿舍里，只管读书，不必为吃喝发愁。

到了夜晚十一点整，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心虚地撒下一个谎：“妈，我生活费掉了。”

“真的掉了吗？”母亲沉默了半晌后问我。

“真的，对不起，我……太粗心了。”我咬咬牙，愧疚的泪水已经流了下来。那时候我暗暗发誓，这辈子都不再踏进那条街。

“嗯，明天我打钱给你吧。”母亲的声音略显疲惫。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母亲刚做完一个小手术，挂断电话以后，我蒙着被子落了好一会儿的眼泪，但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心中竟然除去愧疚，还有一丝撒谎成功的窃喜。

那一年我18岁，比同龄人更早学会了卑劣。

隔天睡醒，寒冷的风凛冽地席卷着大山侍绕的县城，我关闭闹钟，发现一条银行发来的消息，尾号7399的账户通过柜员机转入两千元，时间是清晨的六点三十分。在那个时间点，冬季的天空还未完全亮起来。

阿伟很少来学校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我没有他的电话，自然便断了联系。直到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看到他的父母领着他来办理退学手续。

听到同学的传言，阿伟的父母在深圳打工，在宝安中心区附近，租住在十平米的农民房里，县城唯一一套两居室是阿伟父母在外打拼多年攒钱买下的唯一资产，房产证上写的是阿伟的名字。

但阿伟因为沉迷赌博，将房子抵押给了私人贷款公司，在阿伟偿还不起贷款的时候，贷款公司往法院递去了一纸诉状，他的父母接到消息后匆匆赶回家来，可面对高额的贷款，即便利息不被承认，本金依然无力还清，只好将一家人唯一的房产变卖抵债。

我在学校的走廊里，和迎面走来的阿伟匆匆见了一面，他的右边脸颊高高肿起，想必是被父母掌掴所致。看着那些红印，我不自觉地感到自己的脸在灼烧，像巴掌扇在了自己的脸上一样。

欠朋友的四千元钱，我用父母给的生活费分三个月才还清。除去房租水电，每个月剩下可支配的钱不过几百元钱，最拮据的时候，距离下次给生活费还有半个月，我手头只剩下了五十元钱。我将这五十元钱全部买了绿豆和黄糖，每顿熬成两碗绿豆汤，坚持了十天，最后在上学的时候晕倒，被老师送往医院。

醒来的时候，母亲从相隔数百公里的珠海连夜赶来，正陪在我的身边，我满心的愧疚再也无法压制，嚎啕大哭着向母亲坦白，仿佛说出来就能赎罪。

母亲一直静静听着，最后温柔地告诉我：“我早知道你去赌博了，你爸爸有个堂弟在群英路开彩票投注站，他好几次看见你偷偷进了机室。”

“那你还……”我怔住了，脑子乱成一片浆糊。

“唉，就算知道又怎样，你如果不是没钱了也不会打电话给我，我不舍得让你饿坏了。”母亲宠溺地看着我，认真地说：“儿子你记住，世上心甘情愿被你骗的人，只有父母。”

那一整天，我睁着眼看着满是雪白的病房，在这样干净的环境中，我内心的黑暗无处遁逃，于是越来越痛恨自己，几乎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听护士说，母亲接到医院电话，连夜赶来的时候，连裤子都穿反了。

作者廖家乐，现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