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建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
人大复印：《逻辑》2016 年 04 期
原发期刊：《哲学动态》2016 年第 20166 期 第 96-103 页
关键词：弗里曼模型/ 标准方案/ 图尔敏模型/ 论证的宏观结构/
摘要：弗里曼模型是美国学者弗里曼近年提出的一种新的刻画论证宏观结构的模型。该模型以主张者和挑战者构成的基本辩证情境为着眼点，通过对“标准方案”和图尔敏模型的嫁接、整合与改造，展现出一个由前提、结论、模态词、反驳和反-反驳要素构成的基本架构。弗里曼模型弥补了标准方案和图尔敏模型各自具有的一些缺陷，标志着论证宏观结构研究的新进展。但弗里曼对反驳、反-反驳等要素的认识和刻画还存在一定困难和问题。
论证宏观结构研究是当代西方论证理论领域的一个崭新而重要的课题，广泛地受到逻辑学、法学、哲学、语言学以及计算机人工智能学派的关注。与关注单个推理模式及其特性的微观研究相比，论证宏观结构研究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特色，主要考察组成论证的陈述如何或者说以怎样的方式构成一个整体支持结论。其极具代表性的应用领域是，司法实践中复杂案件所关涉的形形色色、数量众多、纷繁复杂的证据如何组合在一起以证明一个待证事实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事实认定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关涉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在我们今天“依法治国”的理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问题。
论证宏观结构研究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证据学大师威格莫尔提出的图表法。在随后的发展中，论证宏观结构研究领域涌现出不少具有开创性的成果。1950年比尔兹利提出、1973年托马斯进一步完善的以序列、组合、收敛、发散为基本结构的论证模型(人称“标准方案”)；1958年英国学者图尔敏提出的以主张、数据、保证、支援、模态限定词和反驳为基本要素的论证模型(人称“图尔敏模型”)便是两个典型代表。本文所要探讨的是，美国学者弗里曼近年通过对标准方案和图尔敏模型的整合、改造而提出的一种新的论证结构(1991年提出、2011年修正，简称“弗里曼模型”)。
一、弗里曼模型的基本架构
弗里曼模型由前提、结论、模态词、反驳和反-反驳(counter-rebuttal)五个要素构成。其中，前提和结论为基本要素，模态词、反驳和反-反驳在一个论证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
(1)结论：指主张者提出的某个观点或命题，常用带圆圈的数字来表示，如图1中的③。
(2)前提：指作为理由来支持结论的命题，同样用带圆圈的数字来表示，如图1中的①和②。此外，弗里曼模型用向下的箭头表示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关系(见图1)
在弗里曼模型中，论证的前提与前提之间可能具有不同的组合形态：有时，前提合起来支持结论；有时，前提分别独立支持结论(图1、图2都是此类论证的刻画，其间区别在于是否包含限定模态词)；有时，前提与前提之间可能出现一环扣一环的链式支持关系。①对论证前提之间的不同组合方式的刻画，显现了弗里曼模型对标准方案之组合、收敛与序列结构区分的继承。但必须指出，弗里曼模型对组合和收敛结构的刻画与标准方案有所不同，因而对一个论证是具有组合还是收敛结构，两者之间亦存在差异。②鉴于该问题的复杂性，本文暂不作讨论。
(3)模态词：表明前提给予结论的支持度，如“可能”、“大概”、“必然”等。弗里曼模型将包含模态词的方框置于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关系中，如图1中的“大概”(表明一个收敛论证中，前提①和②给予结论③的支持度)。在模态词不明确出现的论证中，可以用横线替代，用弗里曼的话说，横线“就像一个天平上的秤盘”，③称量的是前提给予结论的支持度(如图2所示)。
(4)反驳：在对话交流过程中，主张者抛出论证之后，挑战者可能对主张者的论证提出怀疑，反驳藉此而生。与图尔敏模型类似，弗里曼亦将“除非R”方框与模态词相连(参见图3)，以表明挑战者提出的反驳直接影响前提给予结论的支持度。
受波洛克和品托等学者的影响，弗里曼进一步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反驳：一种是“反驳性战胜者”(rebutting defeater)，意欲否定论证的结论(品托称之为：压倒性证据，overriding evidence)；另一种是“削弱性战胜者”(undercutting defeater)，意欲质疑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品托称之为：损害性证据，undermining evidence)。④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类型的反驳，实质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削弱结论型反驳和削弱论证方式型反驳。如果一个论证(论辩)涵盖上述两种类型的反驳，则将它们置于同一个方框中(不是两个独立的方框)，并使该方框与模态词相连(参见图4中的等)，目的仍然在于表明，挑战者提出的反驳会直接影响前提给予结论的支持度。
(5)反-反驳：面对来自挑战者的质疑(反驳)，主张者通常会进一步提出新论据以捍卫自己的主张，这便是反-反驳的由来。鉴于反驳具有R和U两种不同类型，反-反驳亦可分别针对这两者。仅就针对反驳R的反-反驳而言，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种类型：
类型I：反-反驳可以直接否定反驳R的效力。
例1：①〈张三杀死了李四〉。因此，大概，②〈张三会被判死刑〉，除非(R)〈张三的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但是③〈张三是故意杀死李四的〉，因为④〈李四曾用剪刀刺死了张三的儿子〉。
在上述论证中，④作为论据支持③，两者构成一个子论证，因此用表示支持关系的箭头相连(见图5)；③是对反驳R的反驳(即反-反驳)，它否定了反驳R的效力，为结论的成立提供了额外证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捍卫或支持论证结论，因此仍然使用“表示支持关系的箭头”(见图5)。⑤
类型II：反-反驳不能否定但能削弱反驳R的效力。
例2：①〈被告杀害了他的父亲。〉因为，②〈侦查人员从被告身上搜到了作案工具，〉③〈被告身上有血迹。〉④〈被告和其父亲之间关系一向不好。〉⑤〈案发时，邻居昕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⑥〈女证人证实，案发时她看到楼对面房间内，被告正举刀刺向自己的父亲。〉但是，(R)〈被告的朋友证明，案发时他正和被告一起在电影院看电影。〉不过，⑦〈当控方问他们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时，被告的朋友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
按照弗里曼的观点，②③④⑤⑥分别作为独立证据支持结论①，而上述论证不包含明确的模态词，因此，用“横线”(表示前提给予结论的支持度)和“表示支持关系的箭头”连接结论(见图6)；⑦是对反驳R的反驳，但反-反驳⑦只能从某种程度上削弱反驳R的效力而不能否定它，因此，弗里曼模型将反-反驳⑦置于表示模态的横线上方且与除非R方框相邻，同时将“×”放在线上而不是R之上(见图6)。
针对U的反-反驳的表达与R非常类似，这里略去不谈。总之，弗里曼正是基于上面谈到的前提、结论、模态词、反驳、反-反驳五个要素，构建出一种新的论证模型。
二、弗里曼模型的优势
与标准方案和图尔敏模型相比，弗里曼模型的优势在于：
第一，弗里曼模型修正了图尔敏模型对模态限定词的认识，准确地刻画了模态限定词在论证中的功能。
图尔敏模型主要由主张、数据、保证、支援、反驳、模态限定词六个基本要素构成。在图尔敏模型中，模态限定词被置于“所以”之后、“主张”之前(见图7)。这表明，图尔敏将模态限定词视为对结论的限定，认为模态限定词阐明的是主张的强弱(如必然、可能)。图尔敏明确指出，“在有些情形下，保证授权我们用副词‘必然’限定结论，而另外一些情形下，保证授权我们用其他限定模态词如‘可能’、‘大概’来限定结论”。⑥但图尔敏似乎也认为，模态限定词表明“保证”赋予“数据到主张”这一步的强度。⑦显然，“‘数据到主张’这一步的强度”意味着推理或论证的强度，而不是“结论”的强度。从以上两种不同的表述看，图尔敏对模态限定词的认识还不甚清晰。
弗里曼指出，把模态限定词看作对“数据到主张”这一步的限定更为合适。原因在于，当我们运用演绎推理，从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时，“必然”是对前提、结论之间关系的描述，而不是对结论本身的刻画，否则我们将从两个实然命题错误地推出一个必然命题。同样，归纳推理也不例外。⑧鉴于上述认识，弗里曼称模态限定词为模态词，将其论证模型中的模态词移位，置于“表明前提支持结论”的箭头中(见图1、图3、图4和图5，图2和图6不出现模态词)，而不像图尔敏模型那样紧挨着结论。弗里曼对模态限定词的看法“论证充分且非常合理”，⑨不仅修正了图尔敏模型对模态限定词的不当刻画，而且准确地展现了模态限定词在论证中的功能。
第二，弗里曼模型进一步将“反驳”进行分类，同时增加了“反-反驳”要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标准方案和图尔敏模型各自在论证的论辩层刻画方面的不足。
如前所述，弗里曼将反驳分为“反驳性战胜者”(反驳结论)和“削弱性战胜者”(反驳论证方式)两种不同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反-反驳”。这一做法至少具有两个重要意义：
一方面，弥补了标准方案只能刻画论证的核心层而不能摹写论证的论辩层的缺陷。标准方案在论证结构刻画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将两个以上前提构成的论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组合结构(见图8)、收敛结构(见图9)、序列结构(见图10)、发散结构(见图11)。在实际论证中，以上四种结构还可复合起来，形成更为复杂的论证结构(见图12)。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论证之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三分法的简单化倾向，为我们从整体上深入地理解和摹写论证的宏观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由于标准方案对论证结构的刻画还局限于由论证前提和结论组合而成的核心层，其对论证的考察无疑是单主体、独自式、静态的，这使得标准方案无力或无法很好地刻画论辩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其他要素(如反驳和反-反驳)。从标准方案的视角看，论证的构成要素只有前提和结论，因此，若要在论证结构中容纳反驳和反-反驳，只能勉强将它们处理为论证的前提。但除非R及相应的反-反驳与论证的真正前提之间，既不能以收敛方式也不能以通常的组合结构方式支持结论。
另一方面，在论证的论辩层刻画方面，弗里曼模型进一步弥补了图尔敏模型不能刻画反-反驳的缺陷。众所周知，图尔敏模型与标准方案的区别之一是它在论证结构中增加了反驳要素，这意味着图尔敏模型已考虑到挑战者问题。但对涉及反-反驳要素的论证，图尔敏模型却无力或无法进行合理的刻画(如本文第一部分例1中的陈述③和例2中的陈述⑦)。弗里曼认为，在实际论辩过程中，主张者提出的论证可能受到挑战者的反驳，但面对挑战者的质疑，主张者可以进一步提出反-反驳以捍卫自己的主张，因此，弗里曼在其论证模型中增加了反-反驳要素(参见图5和图6)。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图尔敏模型在论证论辩层刻画方面的不足，提升了论证模型对于实践论证的摹写和表达能力。
第三，弗里曼模型舍弃了图尔敏模型中极具特色的数据/保证/支援之分，保留或回归传统论证研究的前提/结论之分，通过标准方案与图尔敏模型的嫁接和改造，弥补了图尔敏模型不能刻画由多个子论证构成的复杂论证的不足。
图尔敏模型的核心要素和显著特色是对“保证”概念的引入，但对于“保证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图尔敏的论述似乎一直不甚清晰：他一方面把保证看作“规则、原则、推论许可证”，同时又认为保证是命题、是一般的假言陈述。⑩这使得学界对保证的认识、对保证与数据的区分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弗里曼认为，保证属于论证过程，“不应被包括在论证文本的图解中”，(11)否则可能导致我们以不同方式分析那些结构明显类似的论证。例如，下面两个相似论证“苏格拉底是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因此，苏格拉底是要死的”和“所有希腊人都是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因此，所有希腊人都是要死的”，依据图尔敏模型将得到两种不同方式的刻画(见图13和图14)(12)：
弗里曼指出，上述分析方式具有明显的人为性，因为原始论证文本并不存在结构差异。同时，为什么要作上述两种不同分析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第一个论证适用而第二个论证不适用数据/保证之分就作出上述分析。由此出发，弗里曼在其论证模型中舍弃了“保证”概念，并进一步舍弃了图尔敏模型的“数据/保证/支援”三分说。
弗里曼继续沿用了传统论证研究的前提/结论之分，同时继承了标准方案对组合、收敛等不同论证结构类型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图尔敏模型的嫁接、整合与改造，构建出一个可以处理包含多个子论证的复杂论证的模型(可参见图6，但图6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情形)。弗里曼的基本思路是，在论证的核心层保留标准方案对论证结构的处理方法，在论证的论辩层引入图尔敏模型中的一些要素(如反驳、模态限定词)并加以改造，同时增加反-反驳要素。这样，对于图12所显示的复杂论证，弗里曼模型仍然能够进行很好的摹写和刻画。笔者以为，尽管图尔敏模型将表达前提的陈述区分为数据、保证、支援等成分，但就包含多个子论证的复杂论证而言，则需要建立多个图尔敏子模型并将其串联起来才能展现整个论证的宏观结构。而对于这些图尔敏子模型如何串联的问题，目前如果不是无解，就是过于庞杂，例如，图尔敏模型对事实领域论证的刻画非常微观，如根据专家意见的事实认定、根据证人证言的事实认定。(13)如何从整体上刻画涉案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构，图尔敏模型还力不从心。
第四，弗里曼模型以主张者和挑战者构成的基本论辩情境为基石，将论证结构与论证过程、论证程序联系起来，回溯模型所涉要素产生的缘由，表明建立在前提/结论这一基本论证框架下的结构表达，同样可以反映论证的多主体、对话式和动态性特征。
当代西方学界对论证的考量包括三个层面：作为结果(或产品)的论证、作为过程的论证、作为程序的论证。其中，作为结果的论证主要关注论证文本的构成；作为过程的论证强调论证主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关注修辞以及论证的说服力等问题；作为程序的论证关注论证主体在论证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准则。由此出发不难看出，标准方案关注的是作为结果的论证，它主要从前提和结论层面刻画论证结构而不考虑论证过程和论证程序问题；图尔敏模型对论证结果、过程和程序都有所关注，数据、保证、支援、反驳、限定词等要素的逐步引入不仅与主张者、挑战者的交互论辩，而且与一般论辩程序相关；弗里曼模型承继了图尔敏模型的论辩性特征，并以“基本辩证情境”(basic dialectical situation)为基石来展现论证结果、论证过程与论证程序之间的关联。
“基本辩证情境”是弗里曼创设的一个概念，与苏格拉底“助产术”描述的情形类似。作为对主张者和挑战者构成的对话情境的理想化表达，基本辩证情境通过主张者和挑战者的角色限定形成，其中，主张者的主要职责是提出主张并回应挑战者提出的质疑，而挑战者对观点的提出不感兴趣，他充当建设性的谈话者，试图通过对主张者观点的质疑，逐步从主张者那里引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弗里曼认为，主张者和挑战者之间进行的这样一种简单、基本的交流就构成一个基本辩证情境。弗里曼重点阐释了“辩证”的含义，他明确指出：“一个情境是辩证的，意指它包括参与者就某主张形成的某种对立、包括通过交互提问以批判性地检测该主张，并且，这一过程以严格限制的、规则制约的方式展开。”(14)由此不难看出，基本辩证情境关涉的主体是主张者和挑战者，着力刻画的是主体间因对立而引发的交互论辩，强调的是论证程序在论证中的重要性。最终，立足基本辩证情境而生的论证结果，只不过是论证过程和论证程序之生成物的语言重建。
弗里曼将基本辩证情境作为论证模板，认为独白式论证、多主体复杂论辩都可以建构或还原为基本辩证情境中的对话。在基本辩证情境的考察过程中，弗里曼反复强调，“论辩的典范情形是提议者和挑战者就某个问题展开交流、讨论和争论”(15)。这使得：①反驳和反-反驳很自然地成为弗里曼模型的基本构成要素；②弗里曼模型诸要素都由相应的论辩性问题激发而生。首先，弗里曼模型通过继承标准方案而保留的收敛、组合等结构，都由论辩中挑战者(对主张者)提出的不同论辩性问题激发而生。收敛结构的产生，源于挑战者提出的问题“你能另外提供一个理由给我吗”；组合结构的产生，源于挑战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那与你宣称支持的结论相关”；序列结构的产生，源于挑战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应该接受那个前提呢”。其次，模态词、反驳、反-反驳也基于挑战者提出的不同论辩性问题而生。模态词的产生，源于挑战者提出的问题“你的理由对你主张的支持有多强”(或：“你的理由在何种程度上确保你的主张”)；反驳的产生，源于挑战者(针对模态词)提出的问题“你怎么能如此确信”(或“为什么你的前提使你如此确信”)；而反-反驳的产生，源于挑战者提出的问题“基于反驳R，为什么你的前提还使你如此确信”(16)。总之，基本辩证情境概念的提出，为论证所涉要素的考量、从而为弗里曼模型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表明建立在前提/结论这一基本论证框架下的结构表达同样可以反映论证的多主体、对话式和动态性特征。
三、对弗里曼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通过对标准方案和图尔敏模型的嫁接、整合与改造，弗里曼模型不仅能够摹写论证的核心层，展现多个前提整合起来支持结论的不同方式，而且可以刻画论证的论辩层，彰显反驳与反-反驳要素在论证中的作用，比标准方案和图尔敏模型在功能上更为强大。不过，弗里曼模型对反驳、反-反驳等要素的认识和刻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弗里曼模型言及两种类型的反驳——“反驳性战胜者”和“削弱性战胜者”，前者意欲否定论证的结论，相当于削弱结论型反驳；后者意欲削弱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相当于削弱论证方式型反驳。笔者以为，论证所涉反驳还应包括另外一种类型——削弱论据型反驳，意欲通过削弱或否定论据来达到削弱论证的目的。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生活实践中，削弱论据型反驳都是颇为常见的一种反驳类型，弗里曼模型却没有明确指出。费舍尔1992年在评价弗里曼模型时曾说，“弗里曼想要把任一削弱论证的考虑都看作反驳”(17)。费舍尔的本意是彰显反驳在图尔敏模型和弗里曼模型中的不同，但他对弗里曼模型中反驳的评价并不准确。
那么，弗里曼对反驳的刻画为什么会遗漏削弱论据这一常见类型呢?在基本的辩证情境中，挑战者难道不可以对主张者所给出的论据或前提提出质疑吗?笔者推测，弗里曼可能是受到了波洛克、品托的影响(两者都只谈及两种类型的反驳，见本文第一部分)，抑或是受到了图尔敏的影响：图尔敏模型尽管考虑到保证的可靠性问题进而引进了支援要素，却未谈及数据的可靠性问题，即未谈及针对“数据”的质疑——图尔敏似乎预设或规定“数据”在论证中是由论证各方所接受的，但对这样做的理由，图尔敏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18)
第二，弗里曼在反驳类型认识方面的缺失，直接导致其对反-反驳认识的缺失。在弗里曼论证模型中，反-反驳直接针对的是反驳，既然反驳有削弱结论、削弱论证方式两种类型，那么，反-反驳自然也有两种类型。笔者以为，在弗里曼模型中，需要增加与削弱论据型反驳相对应的反-反驳。
第三，弗里曼模型对反驳、反-反驳等要素的刻画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首先，弗里曼模型将“反驳性战胜者”和“削弱性战胜者”置于同一个方框中(见图4)。对此，弗里曼论文的匿名评审人曾提出不同意见，建议分别用两个方框放置这两种反驳。(19)弗里曼回应说，“这种复杂化没有必要，并且可能最终使我们的图解程序复杂化或更不清晰。”(20)笔者认为，将不同类型反驳置于一个方框中，虽较为简洁和方便，却不利于人们通过论证图式或论证模型迅速而清晰地识别出，论辩中挑战者所提出的反驳究竟是针对论证的前提、结论，抑或论证方式，最终不利于论证评估的展开。因此，笔者赞同在论证模型中用不同方框分别放置不同类型的反驳。
其次，弗里曼一方面把反-反驳对反驳的否定分为两种情形(情形一：反-反驳仅否定反驳的效力而不提供额外信息支持结论；情形二：反-反驳不仅否定反驳的效力，而且提供额外信息支持结论)，但在图示中却使用相同符号“=”来表示两种不同情形下的反-反驳。(21)这不仅不能正确地反映情形二(如图5中“3=非R”，而事实上“3≠非R”，因为前提3所提供的信息超出了非R)，而且也导致其模型无法在此彰显出两种情形下反-反驳间的区别。因此，笔者建议：“情形一中”使用“=”以表明反-反驳仅否定反驳效力而不提供额外信息；情形二中使用“”或“：”以表明反-反驳不仅否定反驳效力而且提供额外信息。这样，图5中的“3=非R”需修改为“3非R”或“3：非R”。
最后，为准确表达上面谈及的情形二中反-反驳与结论间的关系，弗里曼在反-反驳方框和反驳方框之间放置了向下的支持箭头(参见图5)。虽然弗里曼想要表明的是，反-反驳不仅否定反驳的效力，而且提供额外信息支持结论，但连接反-反驳方框与反驳方框的毕竟是支持箭头，因此，费舍尔指出，“这一符号的使用令人困惑，因为这里的箭头和弗里曼通常所做解释(提供支持)不同。事实上，它的意味恰恰相反!”(22)斯洛布也指出，“这并不表明反驳没有效力。相反，该图解似乎表明，反-反驳实际上支持反驳!”(23)
弗里曼论证模型虽然并不复杂，但所涉问题却不简单。沃尔顿曾说，论证与解释的区分、组合与收敛结构的区分、省略前提的补充是论证结构分析中的三个主要问题。沃尔顿所说的三个问题，实际上也是非形式逻辑领域的三个难题，而弗里曼模型与后两个难题直接相关。弗里曼本人曾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弗里曼模型所涉要素进行了分析，其他相关问题留待后续讨论。
论证的宏观结构模型犹如蜘蛛所结之网，可以清晰而有序地展现组成论证的陈述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在证据研究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法学者常说，以往中国证据理论和实践层面主要关注证据可采性问题，忽略了合法证据如何组织起来证明待证事实问题。现阶段中国证据理论研究者对此较为关注，但实践办案层面相关问题的处理依然非常落后。其原因可能源于多个方面，但理论界不能提供一个有效或者说切实可行的分析工具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西方证据分析赖以建构的重要工具——美国证据大师威格莫尔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图表法，虽然严谨但终因符号过于复杂而应用有限。从这个角度看，探讨弗里曼模型在证据分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这同时也表明，作为非形式逻辑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论证宏观结构研究需进一步加强。
注释：
①弗里曼模型不专门讨论发散结构，而把具有发散结构的论证看作两个独立的子论证。这与标准方案有所不同。
②弗里曼在《论证结构：表达和理论》一书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
③④
(11)(12)(14)(15)(16)(19)(20)(21)
J.B.Freeman,ArgumentStructure:Representation
and Theory,Springer,2011,p.23,p.21,p.88,p.86,pp.41～42,p.42,pp.13～16,p.23,p.24,pp.26～28.
⑤弗里曼认为，如果反-反驳单纯否定反驳R而不提供额外证据，则删去箭头，只用竖线连接。例如，若例1中的③换为“张三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则③只是对R(张三的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之效力的否定而未为结论的成立提供额外证据，因此就删去“3=非R”和“除非R”之间的箭头而只用竖线连接。
⑥⑦⑩
S.E.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93,p.94,p.91.
⑧弗里曼：《论证结构：表达和理论》，王建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第20～21页。
⑨(17)(22)
Alec Fisher,“Review of James 13.Freeman”,Informal Logic,1992,p.199,p.199,p.200.
(13)S.Toulmin,R.Rieke,A.Janik,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and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1984,pp.303～304.
(18)详细讨论参见宋旭光：《理由、推理与合理性：图尔敏的论证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第146～147页。
(23)Wouter H.Slob,“The Voice of the Other:A Dialogico-rhe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Opponent and of Toulmin's Rebuttal”,D.Hitchcock and B.Verheij,eds.,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New Essays in Argumen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Springer,2006,p.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