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外缘带状夯土遗迹的初步认识
本文作者：刘森淼
2001年下半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盘龙城博物馆（筹）、黄陂区文管所一起组队，对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文物保存现状进行摸底勘探。工作中发现遗址外缘存在带状夯土遗迹。
现将发现情况作一介绍，并提出一些初步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斧正。
一、带状夯土遗迹的发现
东起杨家嘴，西至艾家嘴，北起杨家湾后，南抵府河，这一区域，正是所谓的文化堆积密集区。带状夯土遗迹，即分布在除府河外的上述文化区边缘，可以断断续续连成一体（附图）。
杨家咀：为一海拔40米左右的岗地，北、东、南三面环水，顶部较平坦而东北部濒湖边缘区为陡坎。钻探表明，该陡坎并非自然堆积而系人工夯土。其残有一个拐角。向西残存150余米，向南残存30余米，宽度在25米左右。残存厚度0.1～1.5米不等。夯土为黄褐色，其内很少遗物夹杂。探铲钻探时感觉坚硬，钻心可以分层剥离。夯土厚度，大约在10厘米左右。自东北角往南约200米，另残存有长约60米的夯土带。据当地年长者说，杨家嘴东部濒湖一带均有“陡坎”，只因1954年防汛取土挖去2米多厚的“好土”，才见不到昔日的景象了。
杨家湾后：在杨家湾抽水机站台两侧有一段残留。大体上为东西向，长200余米。其在距岗项不远处，顺山势而略有弯曲。宽度在25米左右。残存厚度0.1～0.6米不等。夯土黄褐色，较纯，未见陶片之类夹杂。钻探感觉坚硬，钻心可分层剥离。
马家岗:夯土带在此呈拐角态势，东连杨家湾后，南连艾家嘴。向东的一段长约100米，宽25米左右，残存厚度0.1～0.3米，夯土黄褐色、较纯土，感觉坚硬。
艾家嘴：又叫长堤岗，自马家岗向南一直延伸入府河的一条南北向岗地。夯土地残存正好在该岗顶部位置，靠近马家岗的一段保存较好，其连续长度约为400米，宽度23～26米，残存厚度0.05～0.8米。夯土黄褐色，较纯，偶见包含有细泥红陶片。该段顺岗地再向南150 米，靠近府府河大堤处，残留有10米方圆的夯土，与北部的夯土带遥相连接。
上述带状夯土遗迹，在1954年发现的夯土城垣东北、北、西面，相距250～500米不等。
二、带状夯土遗迹的时代
判定古代遗迹的准确年代，往往需要依靠考古发掘获取的层位资料。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发掘，只能根据钻探情况进行大致推断。此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所积果的大量材料，可以为我们的推断提供重要的证明。
下面两点事实可做为判定其大致年代的依据。
1、以带状夯土遗迹为界，其内、外文化堆积情况有很大不同。其内侧，普遍存在较厚的商代前期文化堆积，堆积的厚度一般在0.3～2米之间。楼子湾、杨家湾东部的个别地段，堆积厚度甚至在2米以上。其外侧，绝大部分区域没有文化堆积，杨家湾后夯土外侧尤其如此。这种情况表明，夯土带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它在商代前期曾对人们的活动范围有所限制。也就是说，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夯土带应是同一遗迹现象，其发挥作用时间在商代前期。
2、钻探表明，夯土带所在位置，文化堆积均不丰富。其层位关系，一般是上层为耕土，耕土之下为夯土，夯土之下为生土。目前只在杨家嘴东北角发现夯土之下有灰坑被叠压。从该灰坑内获取的少量陶片看，可能为大口尊一类属于二里岗上层较早阶段的器物(《盘龙城》报告第IV期或略早)。这是目前可以判定该夯士带年代上限的一个最重要根据。
目前，尚未发现夯土带形成与使用年代晚于商代前期的证据。因此，我们初步认为，这条夯土带是与盘龙城商代文化诸遗迹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的十分重要的遗迹现象。
三、带状夯土遗迹的性质
环绕在那座大约290见方的夯土城垣之外，并且把杨家嘴、杨家湾、楼子湾、小嘴等处重要遗迹囊括在内的这条夯土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功用或性质，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就带状夯土而言，人们较容易联想到的有堤防、道路、城垣这三种可能。
堤防的可能性不大。盘龙城三面环水，西北高而东南低，如就防水而言，其应该筑于东南方向。至少夯土带分布的杨家岗东北角、杨家湾后及马家岗，恰是盘龙城地势较高之处，断无被水淹的可能，更无法起保护东南方向城内重要地区的作用。
不排除其上可以走路的可能，但纯粹是道路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一、25米左右的宽度，在今日可以并列行驶数辆汽车，在那时有无修筑如此宽敞的道路的必要?第二、其在杨家嘴及艾家嘴的南部通向了水面，而无其它的出路，因此不像是那时的“绕城公路”并且夯土上并未发现与其方向相同的“路土”迹象。第三、如果是道路，就不会出现靠城内居民区的一侧有大量文化堆积而另一侧没有(或少有)的现象。
只有城垣的遗迹可能性最大。第一、城垣外坡应保持陡峭，因此绝对不允许城内居民往那儿倾到垃圾，而城内不断填高，对于居住及防守反而有利，这就使夯土带两侧文化堆积截然有别的现象得到了合理解释。第二、夯土带的宽度在25米左右，依此为基础，可以建造高度在10米以上，顶部宽度3～4米的夯土城垣；依地势而蜿蜓起伏，具备城垣的基本特征。第三、它的时代与小城相当，在小城的外围数百米处，距离比较合适，可以起到拱卫小城保卫大城内居民的作用。因此，它应该是小城外围的重要军事防御设施——外城垣。
盘龙城南面与东面是辽阔的水面，目前尚未见有夯土城垣遗迹。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的“外城垣”的军事防御功能不完善。东面，小城以东是李家嘴，它与杨家嘴隔水相望；南面，李家嘴、王家嘴、小嘴、艾家嘴均依次隔水相望。其间距离，都不足300米。对水运交通，这儿是优良的港湾区；就防御而言，陆地两侧发射弓箭，基本上就可以对水面进出船只予以封锁，如果在水面下布设木栅栏一类防御设施，则安全更为可靠。
实际上，我们可以寻找到这方面的一些迹象。 据当地老人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往往提个小篮子，到李家嘴的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捡就是半篮子，用来换米糖什么的。这种口述材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它暗示李家嘴离小城较近的一块陆地，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屏障，在战争中曾直接抵挡了来自东边水面的进攻。至于木栅栏，尽管目前在艾家嘴南端等处尚未发现，但1979年在小城东南角(南城壕东囗)发现的成片木桩与木板痕迹，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些木桩比较细，埋得也不深，但分布得比较密，上面还钉有不太厚的木板。其不可能是桥墩，而应是木栅栏之类，用于防止王家嘴以东水面的人或船只通过南城壕直接进入王家嘴以西水面。这一栅栏遗迹的存在，表明当时盘龙城地区的人们掌握了这种技术，并已较熟练地用于防御。可见，夯土城垣与木栅栏之类岸防工事，共同筑构成了盘龙城外围比较完善的军事防御系统。
四，盘龙城外城发现的重要意义
综合上述，在盘龙城遗址外缘发现的带状夯土遗迹，实际上应是外城垣的残余基址。这一发现，在考古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迫使我们对盘龙城的考古资料加以重新认识，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以前谈论盘龙城，不太容易说清其整体关系，把小城周围的文化堆积分成若干个遗址，如杨家嘴遗址、杨家湾遗址、楼子湾遗址之类，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尽管大家知道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互相之间联系密切，却因所处位置有别而无法将其视为一个整体。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盘龙城》考古报告就是把它们做为“城外遗址”加以处理。由于外城垣的发现，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杨家嘴、杨家湾、楼子湾等所谓“遗址”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而是连绵不断，互为一体，它们相对于中间的小城而言是“城外遗址”，对外城垣而言都是“城内遗址”。盘龙城也不再是所谓南北290、东西260米的小城，而是一个大约东西800米，南北800余米，有内外两重城垣的较大规模的城市遗址。
随着对遗址整体认识的改变，我们有必要对一些遗迹遗物加以反思。在杨家湾、楼子湾、小嘴等处，我们发现有较多的水井遗迹。这类遗迹以前往往视为灰坑处理。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在考古学界几乎成为惯例。实际上把水井、窖穴之类与灰坑区别清楚还是有比较大的意义的。就考古层位学而言，灰坑与水井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一般意义上的灰坑是一个层位的遗迹单位。水井的使用时间则比较长，其内有使用时的沉积物与废弃后的堆积之分，因而往往存在两个以上的层位，在发掘时，对某一遗迹的属性尚未明了，把水井按灰坑编号无可厚非，但在整理时就要把它分辨清楚。这便于研究者，特别是一些缺乏考古学功底的历史研究者充分利用这些材料。又因为水井是提供饮用水的设施，它比灰坑更能说明当时城内居民的分布，居住情况，为分析人口密度一类问题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
城内各处，最常见的陶器是胎较厚、质较粗的陶缸。在杨家湾、楼子湾等处，它们在陶片中所占的百分比，甚至可以达到90%以上。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回答是:除少量用于熔铜外，大部分应是贮水的水缸与贮物(如粮食)的器皿。盘龙城虽然临近江湖，但因地质原因，下水资源十分贫乏。为数不少的井只能解决一小部分水需求，更多的是要依靠附近湖港中的水。而杨家湾、楼子湾一带，与湖面距离较远，那儿的居民取用水是不太方便的，水缸于是成了必不可少的日常设施。另一方面粮食贮备也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城内居民的粮食，大部分应该是从外地分批次运来的。由于盘龙城一带地势不高、气候潮湿，防潮防霉首当其中，此外还有一个防鼠的问题。所以，像这种胎较厚、形体高大的陶缸就有了较为广泛的用途。杨家湾、楼子湾一带地势相对较高，那儿有较多的陶缸残片，也许就表明那儿曾经是盘龙城的“粮库”。如果这种认识可信，那么反过来又可证明当时城内人口密度与对粮食的需求量都比较大。
盘龙城夯土城垣的始建年代与废弃年代，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就始建年代而言。目前我们了解最多的是小城，至于大城，由于尚未进行科学的发掘解剖难以提出十分确切的依据。因此，究竟是先有小城还是先有大城，或者大、小两城是同时修建的，尚须下步工作予以解决。在废弃年代方面，以前是用城垣上的墓葬来判断的。以层位关系而言，墓葬打破城垣，表明墓葬年代晚于城垣。但这是否一定意味着城垣的废弃，就值得慎重考虑了。通过对外城垣的勘探，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观象，即墓葬所在，通常在外城垣的附近。杨家嘴、杨家湾后、楼子湾的商代墓葬一般紧临外城垣的内侧；艾家嘴中部有一座墓在城垣的外侧，这与小城西垣外侧有一墓的情况类似；王家嘴南端有数座墓以及李家嘴墓群，则位于城垣有可能从那儿经过的地点。只有城外江家湾、童家嘴的墓葬，距离城垣较远。这种现象涉及的问题较多，也需要认真研究才能解决。
外城垣的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也提供了新的资料。小城内居住的是奴隶主。大城内的居民，到底是奴隶还是平民?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古人“事死如生”是真实的，那么环绕外城垣内侧众多的贵族墓就意味着城内还有贵族居住；贵族墓中有人殉葬就意味着奴婢的存在。散布大城之内的众多作坊中的劳动者，可能有奴隶，但更多的应该是平民。在小嘴，我们发现有一处夯土建筑台基；在杨家湾地势较高之处，存在多处较大的建筑遗迹。其中，有些可能是贵族的居所，然而祭祀坑的发现又暗示某些建筑可能与宗庙祭祀相关。这究意表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图景，同样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以前，学者们曾就盘龙城是“军事据点”抑或“方国”进行激烈的争论。那时，尽管"方国说”赞同者较多而稍占上风，但论据却显薄弱：因为只看到一个奴隶主居住的小城，而要说它有城有市，是一个城市“方国”，总感到底气有些不足。现在不仅有小城，其外面还绕了一个大城，说明其城市形态已相当成熟，再也用不着为其是不是城市予以辩护了,对“军事据点说“也不需要去做大的驳斥了。一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盘龙城内外两重城垣的布局，与郑州商城异曲同工。心怀征服江汉大计的商人，在给南方带来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同样辉煌的城市文明。
总而言之，盘龙城外城垣的发现，对于深入全面了解本地区商代文化的内涵，对于长江流域及全国商文化的研究，都将有所推进。因此，说它是商文化考古中的一件大事，一点也不算过分。当然，围绕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困难没有解决，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本文主要依据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考古钻探资料写成，并参阅了《盘龙城》报告)
(作者当年系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现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研究员)
原载《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笫190～198页，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编，武汉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