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斯起义没有直接毁掉罗马，起义失败以后共和国很快就覆灭了。很明显，奴隶起义加速了共和的覆灭。
苏拉是第一个颠覆仲裁官，除了苏拉我们还要记住一个人，叫马略。马略是苏拉之前的罗马执政官，他是一位改革家，也是苏拉的政敌。
苏拉时代的罗马，共和制度已经无法应对当时的新形势，苏拉当然是颠覆了共和，但是他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他颠覆共和之后，没有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新形势的新秩序。
到底什么样的时局会让人产生野心？
当然是乱世。时局越乱，野心家越多。实际上苏拉在夺权之前，罗马共和国本身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原有制度处理不了社会、政治、军事问题。把大人物放进这样一个硬逻辑里，思考的重点就不再是个人品质，而是如何顺势而为。
于是，更重要的评价标准是，大人物到底有没有建立起新制度，结束混乱，让国家重回正轨。
苏拉采取恐怖统治独揽大权，稳坐终身度菜馆，使濒临崩溃的罗马共和统一到他一个人麾下，无论多恐怖，罗马分崩离析的态势被终止了，但他没有野心和大全转换成新的蓝图，对比凯撒，除了他国语残暴，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完成救国大业。
苏拉死后，罗马由三巨头统治，就是由凯撒、庞贝和克苏拉。这里插播一小段，凯撒谋反，庞贝逃到埃及，埃及大祭司审时度势杀了庞贝交给凯撒，凯撒却说我是来接老朋友回家的，顺路灭了埃及，把它并入罗马版图，后来凯撒选了一个埃及管理人，就是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存续了五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就此灭亡。
凯撒做事前几步和苏拉一样，第一步带兵回京，第二步独揽大权，但是他没有实行恐怖统治，而是极力弥合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也用经济手段安抚下层民众，他的行动表明，他想把罗马团结起来重新成为钢铁战车。
可惜凯撒被刺杀了，在他的政治继承人屋大维手中，帝制基本建成。要办大事，就必须有大权；要有大权，在罗马基本上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打。
屋大维改革了军队体制，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和禁卫军，各司其职。社会文化方面，屋大维大兴土木，修建神庙，修建罗马大道，有了罗马大道，长途贸易就非常便利。屋大维还庇护了一批顶级的罗马文化人，此时，罗马文化进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屋大维几乎带来了万象更新的新局面，历史上叫做“罗马治下的和平”。
罗马正式获得了一种和大而富的社会状况相吻合的制度，他又可以意气风发的向前飞驰了。
罗马在公元一世纪进入了最辉煌的顶峰，也就是五贤帝时代，在他们手上，罗马政治安定、版图扩张到极限、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这里总结一下罗马帝国最正面的经验，到底凭借什么能够有效的管理庞大的帝国：
第一，稳定的政治统治。
第二，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裁判。
第三，发达的产权制度。
第四，卓越的公共交通、健全的货币体系、流畅的长途贸易，使得罗马经济和社会自然而然融到了一起。
大规模共同体只有依靠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才能维系和发展。
这里马略终于出场了，他是苏拉的老对手。马略的重大贡献是改革了罗马的军制，最明显的效果是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恶果是，军队私有化，导致军队全面失控。
一个文明中的政治，如果不能降服自己的武力，它就会被自己的武力所摧毁。五贤帝时代结束后，罗马坠入深渊：内战。内战一打就是一百多年，生灵涂炭。
来看看罗马帝国晚期的这位皇帝，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出生很低，他揭发了谋害两位皇帝的阴谋，获得士兵拥戴当的皇帝。戴克里先当上皇帝后大展宏图，他的作为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强化皇权，以前的叫元首，他以后叫皇帝；第二，分割帝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第三，整顿经济。
戴克里先把帝国分为东西，最终使得帝国西部和东部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先说说东西罗马的差异：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中心，地位越来越高于罗马城，西罗马皇帝地位不如东罗马皇帝，西部政治逐渐进入真空状态；帝国东部被内战摧残得不严重，因为将军门的目标是罗马城；文化上帝国西部讲拉丁语，东部讲希腊语，文化差异越来越大。
西罗马476年灭亡，进入中世纪，东罗马国依然存在，后来被叫做拜占庭。拜占庭帝国又支撑了一千年被突厥所灭。
文明的逻辑其实并不美妙，反而是非常残酷的。希腊毁于内战，罗马也是毁于内战，没有敌人打败他们，是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