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布置新家的时候，父母也没闲着，先是给我们做被褥，后是筹划婚宴。
那时的新婚被褥主要讲究好看，是否舒适倒在其次。给我们用的被面是托人从织绒厂买的线绨被面，不下水看着光鲜艳丽，一洗就黯然失色。但当时正时髦，人们以用上这种新布料为自豪。几床这样的被子叠一起，花花绿绿，甚是好看，特别适于新婚时摆放在床上。褥面还是用的传统的印花褥面，就是中间是大花图案，两边有黑边的那种。
那时的婚宴已恢复了传统形式，不仅要宴请双方亲属，还要宴请同事和朋友。“革命化婚礼”已没人再提。如果革命觉悟高，或者图省钱图省事，不请同事朋友喝喜酒，人们就会议论，自己会很没面子。
宴请的形式以大院婚宴为主，听说也有上饭馆的，但我没有碰到过。大院婚宴就是在所住的院里举行婚宴，基本是一家结婚，全院儿忙活儿，邻居们不仅要腾出房子摆桌，还要跟着攒忙，所以筹划婚礼时父母还要和院里的邻居商量。
父亲算了一下需要宴请的人，可能得摆九至十桌才够。我们家只有西屋能摆一桌，自然也得借房。全哥同意把他们的3间北屋借给我们，能摆二到三桌，这样就可以同时开3桌了。他们算计着上午10点3桌，中午12点开4桌，下午2点开3桌，就能宴请完所有宾客。
婚宴的厨师怎么请，也是筹划内容之一。请个饭馆厨子肯定做得好，但要价高，还不好请。家人做，受累不说，也上不了台面。全哥说，他的一位同事是业余厨师，手艺不错，经常给人家做婚宴。他出面请他也就一句话，酬劳也好说，包个十几元的红包，再给瓶喜酒就行了。父母同意请这个人。
这个人和全哥关系不错，来过全哥家，我也见过，个子不高，偏瘦，母亲给人家起了个外号叫“小瘦子”。“小瘦子”接手这个活儿之后，就给拉了一个包含若干凉菜、炒菜、大菜的单子，供父母选择。选定后，他又给拉了一个备料单，让父母照单备料，无非是猪肉鸡鱼之类。可当时这些东西都凭票供应，这么大批量的采购，父母还得托人到农村的集市去买。
举办婚礼还得有“总管”，负责人员的安排，烟酒糖茶的调配，即时开支的管理等事务，算是总指挥吧。父母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全哥。另外，还找了攒忙的，主要是邻居和我的朋友。
当结婚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离结婚日期就只剩几天了。我和小津前往天津接娘家人来参加婚礼。
准备参加婚礼的人有小津的母亲、老姑、大妹妹和大弟弟。他们已买好陪送的东西，正在做出发的准备。陪送的东西中有一对花瓶，里面插着绢花。那对花瓶是玻璃工艺瓶，色泽红艳，晶莹剔透，非常漂亮。绢花是大朵的牡丹，看着非常喜兴。还有一个塑料工艺台灯，棱形的有机玻璃框罩内有一只美丽的小鸟，灯泡上卡着一个粉色的布艺灯罩，显得很新潮。另外还有绣着龙凤的红色门帘。
去天津前，母亲嘱咐我要一定去看望大舅和二舅，并告诉他们我五一结婚的事。
我和小津先去了大舅家，他住在狮子林桥附近的一个胡同里。他在老家娶的媳妇去世后，又在天津找了一位后老伴，还把他儿子从老家迁到了天津。
到大舅家的时候，大舅、舅母和表弟都在家。听说舅母是天津某厂的干部，因精神方面的疾病没有结过婚，她收养了个孩子，是她妹妹的女儿。可我们见到大舅母，感觉她很正常，对我们很热情。听说我们结婚的事，她拿出一块上好的布料送给我们。
表弟还和在老家时那样蔫乎，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话。他在老家时又老实，又爱干活儿，我姨总夸他。可大舅在他出去后，却跟我大诉其苦，说他不听话，来天津之后，不好好学习，总跟大舅母妹妹的儿子一起出去疯玩，印象中好像是说玩一种“赌木头”的游戏。还闲逛，打架，到处惹事。学校老师也给他告状，说他仗着有把子力气常在班里打架，老师批评也不怕。我劝慰大舅说，等他长大懂事了，就会听话，不会总是这样的。
之后，我俩又去看望了二舅，他住在大丰桥附近的一个胡同。二舅听说我要结婚，送给了我两块被面。
1977年4月30日，我俩接上小津的家人前往保定。乘火车在北京中转时，我们借机看了天安门，转了王府井。
到保定火车站时，家里安排了一辆吉普车接的我们。这车是南屋田叔家的大儿子大堂给找的。他在市交警队当警察，认识很多司机。
这之前，我的家人和小津的家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见面后双方都很客气，气氛融洽。
晚饭后，父母想让我俩到新房去住，因为又多了4口人，家里实在是住不开了。父母怕亲家不乐意，还特意去征求了意见。岳母她们通情达理，没有说什么。
1977年5月1日一早，我俩就从新房赶回父母家。
到家一看，人们都已经开始忙活。3家的炉子都集中到了院子南边，生火，做水。旁边摆好了桌子凑成的操作台。“小瘦子”指挥着攒忙的择菜、洗菜。他自带的专用工具，一把飞快的大菜刀，一个乌亮的大炒瓢，已赫然放在了操作台上。
从街坊家借来的桌椅、锅碗瓢盆，陆陆续续搬到各屋就位。
看着人们忙忙碌碌，我也想上手。全哥说，你别管，一会儿陪好来宾就行了，还告诉我千万要少喝酒。
10点开席的宾客陆续到了，“小瘦子”开始大显身手，勺响火飞，瓢掂菜翻，很快就炒就一盘，攒忙的立即吆喝着端上桌。
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还把参加婚宴当作打牙祭的好机会，虾和肘子等硬菜一上，人们会抢着吃。男同胞喝酒好一点儿，女同胞多的桌往往是菜一落桌就筷子齐飞，转眼一扫而光。虽然吃相不雅，但大伙谁也不笑话谁。
12点开席的宾客中，有我们厂的部分工友、战友，还有小津她们商店的同事。全哥家东边那屋安排的是我们厂的工友，其中李司机坐在了外边靠墙的位置。我和小津去给他们敬酒时，坐在里边的人非要让新娘点烟，没想到小津从李司机身后经过时，他故意将身子向后靠，把小津紧紧挤在了墙上。小津吓得大声尖叫，那一帮人却开心地大笑。我赶紧使劲推李司机，小津才脱了身，烟也不敢去点了。
婚礼过程中，全嫂跟我说，你看你爸爸笑得多开心。我一看，父亲脸上真的笑开了花，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父亲这么由衷地笑过。
2点开席的宾客们走后，院里的邻居和攒忙的才跟着最后一批开席的宾客吃饭。院里邻居的炉子都被征用，他们想自己做饭都做不了，只能耐心等着迟到的宴席。
最后一批宾客走后，整个婚礼就算结束了。现在回想起来，结婚典礼的整个过程就是宴请宾客，好像宾客是这场婚礼的主角，我们新郎新娘倒成了配角。我就纳闷，怎么婚宴开始前也没有个什么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妇对拜之类的仪式呢，就是移风易俗，也不能省了给父母鞠躬吧？另外，还没有安排照相的，以致我现在没有一张结婚的照片。是主管没有安排？还是一忙活给忘了？不得而知，反正我至今还在遗憾！
那时婚宴上剩下的菜还舍不得扔掉，要倒在一起接着吃，保定管它叫“杂活菜”，天津管它叫“折罗”。由于那天剩的“折罗”多，父母还把它分给院里的邻居。当时觉得很正常，现在想来是太不卫生了，饭馆要敢这么做，肯定把他告上法庭。
后来听父母说，此次婚宴总费用达到300多元。当时的300多元，大体相当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因为吃穿用等硬性开支要占去支出的绝大部分，攒钱是相当困难的事。可以做比较的是，小津的父亲就曾用（小津去兵团前）300元买了一间10多平米的房子，多年后这间房子卖的时候仍为300元。而当时朋友的礼金一般也就一两元，抵不了婚宴的开支，所以这笔开支还是挺大的。
（除花瓶，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