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窗外的云影掠过工位时，我正把第二箱文件搬进东亿产业园七楼。透过蓝灰玻璃幕墙俯瞰，立交桥的钢筋铁骨在雾霾中若隐若现。三个月前在凤凰中心收拾行李时，谁能想到我会怀念那座被戏称为"鸟巢"的异形建筑？
当电梯显示的数字从7变成3，办公室面积缩水了三分之一。打印机与零七八碎开始共享同一个角落，奢侈的阳光叠成流动的巴别塔，恍惚间我竟想起七楼那面完整的落地窗，那些被阳光镀金的文件堆。
如今即将坐在首创郎园的loft里，望着窗外陌生的红砖森林，和大大小小的工作室。纸箱里的绿萝在第三次迁徙中枯萎，而我在导航软件里重新标注着通勤路线。茶水间的闲聊里，"交通便利"和“吃的便宜”成了对东亿三楼最温柔的悼词，就像我们曾用"采光优越"追忆七楼。
加缪说西西弗斯的悲剧在于清醒。当推石上山的苦役被解构成存在主义寓言，我们这些现代游牧者是否也在重复着相似的宿命？每个清晨穿过不同旋转门时，背包里装着越来越轻的底线。或许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固守某个坐标，而在于学会在流动的时空中重新定义"此处"——就像赫拉克利特的河流，我们永远踏入的既是新水域，也是旧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