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士马雄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公元626年6月，秦王李世民经宣武门之变被立为太子，掌控朝政。当年冬天，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二十万大军兵临渭水便桥之北。当此危机时刻，李世民“单骑而进，隔津而语”，成功使突厥请和退兵，成就了中国军事史上慑敌止战的传奇。作为一代英主的李世民，其慑敌止战的心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突厥这次进兵长安，主要是想乘人之危捞好处、占便宜，借此来摸摸这个新皇帝的底数。进兵至便桥之北后，颉利派其心腹思力传话，“颉利与突利两可汗将兵百万”现已到城下。太宗对颉利的意图洞若观火，他斥责思力“全忘大恩，自夸强盛”，直接将其扣押。有大臣请按照外交礼仪放回思力，太宗明言不可，分析说，现在放思力回去，突厥就会认为我们害怕，将更加狂妄。囚其使者、灭其气焰，唐朝兵马未动，先胜一招。

太宗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出宣武门，径直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而语，“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自己的使臣没有音讯，唐朝皇帝直接就来了，而且唐军的阵容又很强大，心里开始没底。

太宗让军队退后布阵，自己留在阵前与颉利交谈。出城之前，他对劝阻自己不要冒险的大臣萧瑀说，我已对形势深入进行了分析：突厥以举国兵力进攻长安，是认为我刚刚继位，局势未稳，不可能抵御他们。如果我们示弱，闭门拒守，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不可控制。我亲自到阵前，就是要让突厥知道我们不怕他，我们的军队已准备好，要打仗我们奉陪到底。我们的举动出乎他们意料，就能打乱他们的图谋。突厥如今深入我们的腹地，必定心生恐惧，我们现在战则必胜，和则必成。制服突厥，在此一举。

结果完全与太宗判断分析一致，当天颉利可汗就来请求讲和；又过了一天，双方在渭水便桥上斩白马盟约，突厥退兵。

渭桥之盟，是唐太宗慑敌止战心法的一次成功运用，充分展示了其心法的特点：

核心是“乱其谋”，通过影响敌人的判断，扰乱其决心、改变其行动。军事斗争核心是双方指挥员对形势判断的较量，通过出其不意的行动乱其心智，使敌人对自己的战略战役判断发生怀疑，对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失去信心，最终改变或放弃图谋，这是慑战止战的根本所在。从囚其使者到挺身轻出，太宗的每一招棋都出乎颉利的预料之外，使颉利越来越感到出兵长安的决策是轻率的，行动是错误的，后果可能是悲剧性的，只有请和罢兵，才是最好的出路。慑敌慑心、止战止意，这是太宗心法的要义精髓。

要害是“敢亮剑”，就是要敢于斗争，首先从气势上压住敌人。两军相逢勇者胜，“我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此前1年，李世民与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在豳州遭遇，在与弟弟李元吉判断敌情时，也强调“不可示之以怯，当与之一战”，并亲率百名骑兵直抵阵前，通过制造两可汗之间的猜疑、利用“积雨弥时，筋胶俱解”，突厥“弓不可用”的战机，迫使突厥“与盟而去”。太宗这种敢于斗争的一贯风格，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是其慑敌止战得以成功的要害所在。

基础是“有利剑”，就是要有实力和实战准备做基础。从战略上来看，突厥兵临长安、豳州，已进入到唐朝腹地，总体上处于唐军的包围之中，有被围歼之忧；从战役上来说，诸军继至，旌甲蔽野，唐军也是有充分准备的。而太宗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对敌我双方的优劣、强弱了然于心，这种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自信和勇气，是“手中剑”与“心中剑”的完美结合，也是其心法运用屡屡奏效的深厚基础。

关键是“善控局”，就是要做到战和在我、收放自如，让慑敌止战服从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便桥之盟后，萧瑀请教太宗：“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太宗说，这次如果要打，也是可以把突厥打跑的。之所以选择不打，是因为我即位时间不长，国家总体上还没有安定，百姓还不富裕，需要休养生息。如果现在开战，我们损失会比较大；与其讲和，突厥就会骄傲自满，而我们则励精图治，待时机成熟，就可以一战而永绝后患。此后形势发展一如太宗所谋划，630年3月，颉利可汗被李靖、李世勣击溃俘获，送到长安，突厥对中国的危害彻底解除。谋长远慑敌之道，决战守斗和之计，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太宗心法的高妙之处。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悉心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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