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经济学人》2020-8-22日周刊
陈军曾经在上海拥有一份做眼镜的好工作。去年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回到了他的家乡，安徽省的一个小村子。他挖了一个鱼塘，灌满了水用于饲养小龙虾。他回到家乡并不是为了工作（养小龙虾比在工厂打工做眼镜挣得少），而是为了他的家庭。陈先生无法承担将孩子带到城市一起生活，因而只能将他们留在家乡让父母帮忙抚养。但是他的父母也年纪渐长，而孩子也需要更多的照顾。“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说，依然穿着他在上海工厂的蓝色工服。
陈先生的故事非常普遍。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多年，在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前，通常与他们的家庭分隔两地。这是户口制度导致的，户口制度是一种家庭登记制度以避免大多数农村人口永久的移居到城市去。因为陈先生没有上海户口，因此他无法将孩子送到上海的公立学校，他也无法获得房屋补贴或者失业保险。他只是与这些福利擦身而过。
户口制度长期以来将中国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分隔开。在毛泽东时代它决定了一个人是在工厂上班还是在家务农。今天，户口制度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似乎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它还是决定着一个中国人称哪个村庄、城镇或者城市为真正的家乡，在那里他可以享受全部的福利和政府服务，从养老金到义务教育。近年来，政府宣称要进一步放开户口制度来加速城镇化，以驱动经济增长。很多观察家持怀疑态度，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诺改革户口制度数十年了。然而，户口制度还是逐步的发生变化了，虽然是以产生新的贫富差距的方式。
绝对而言，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它的城市人口已经上升到8.5亿，是40年前的5倍，而40年前人们才开始更加自由的在这个国家迁徙。今天，大约61%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中，而今后每年大约会增加1%的人（1500多万人）迁入城市。然而还有大约2.3亿人留在城市而没有城市户口，就像本文初所提到的陈先生一样。他们像二等公民。政府坚持说他们想要改变这一切。2014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新城镇化计划”，承诺在当年年底会帮助1亿人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
实际上，这项计划的实施走上了两条相反的路。中央政府的关注点是振兴小城市，而地方政府则害怕如果他们给低技能的工人提供居民权，那么大城市将会不堪重负。最好是将他们引导到那些需要新人口注入的地方。六年前，政策引导人口少于100万的城市对于任何申请户口的人都给予本地户口。去年，号召人口少于300万的城市都这么做。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城市，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正在吸引高技能以及富有的居民。它们一般会提供四种途径获得本地户口，很像那些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那样：在本地进行投资、买房、拥有学历、或者有一份有合格的工作。有一项研究调查了120个城市的政策，张继鹏，一个经学家，发现繁荣的沿海城市在近年来提升了它们获得本地户口的标准，而内陆城市则降低了标准。中国的媒体经常使用“人才之争“来描述市级政府吸引年轻的专业技能人才。它们同时也希望通过吸引购房者来提升房地产市场。《经济学人》研究了来自30个主要城市的数据，以评估这些调整的影响。在2011到2014年间，它们的整体人口增长比它们本地户口人口增长大50%，这说明大约3个新的居民中有1个没有得到本地户口。但是从2015到2018年间，新增户口人数基本上等于新增人口人数。在新兴内地城市比如成都和西安，户口增长人数实际上超过了新增人口数（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当现有的居民例如大学毕业生获得了本地户口）。
小城市的户口改革就没有这么大的成效。这些地方对贫穷的移居者开放，但是很少人会选择迁入小城市。任泽平，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公司的一位经济学家，针对337个城市进行研究，发现那些人口较少的城市在过去20年里大部分都经历了人口迁出，而近期新的户口改革并没有改变这个趋势。
相反，这些小城市正在经历一种曾经让人觉得是不可能的现象：农村人口并不太愿意搬入小城市，或者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希望将他们的户口保留在他们原来的村子。政府针对农村的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只有大约1/5的受访者愿意获得所迁入城市的户口。上海交通大学的陆明说，逻辑很简单，如果拥有丰富资源和工作机会的大城市愿意给这些流动人口提供户口，他们会很愿意争取这个机会，但对于那些小城市来说，它们并没有这样的吸引力。
还有一个原因让这些农村的流动人口不愿意将户口迁到城市，是因为如果这么做通常需要他们放弃他们在乡下的土地使用权。他们认为农田是他们在困难时的后盾——今年年初的时候，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实施封城时，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都回到了家乡。放弃土地让很多人感觉非常冒险，这些对贫穷的农村流动人口开放户口的小城市通常只能提供有限的社会福利。那些处于正在扩张城市郊区的拥有土地的流动人口期望某一天政府会征用他们的土地，从而获得经济补偿。
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讨论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将土地使用权和户口分开，让流动人口将户口迁移到小城市同时拥有他们的土地。但这并不太让人安心，因为农村的土地在官方上是属于整个村子而不是个人的---这一点政党并没有意愿去改变。另一种方案是给这些乡村边的小城市提供更多资金来改善社会福利系统，确保城市居民不管在哪里都能得到良好的社会服务。但这有可能需要中央政府投入非常多的资金--没有迹象表明政府愿意这么做。
事实上，那些富裕的和大部分的沿海城市，与那些在挣扎中的落后地区例如中国的东北地区，它们之间的福利差距正在加大。户口制度在历史上造成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不平等，现在却使出生在富裕城市中的人与必须在贫穷城市中挣扎的人之间产生了鸿沟。”现在的问题是你实际户口在哪里，决定了你所能享受的权利。“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萨曼莎·沃尔瑟姆斯（Samantha Vortherms）说。
因此户口制度成为了中国发展的牵绊，即使这个制度已经处于半放松的状态。大城市是生产力和创新的引擎。它们应该变得更大，而应该更少人在农村辛苦劳作。新加坡管理大学的许文台预测，让人们在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定居可以极大的促进中国的经济，其促进程度基本可堪比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同时可以帮助解决某些有着非常严格户口制度面临的严峻人口老龄化趋势问题。华盛顿大学的陈凯盈注意到，如果没有大量的新人口注入，北京超过65岁的人口比例在十年内会扩大一倍达到22%，到2050年会达到47%。除非中国希望它的首都成为闻名的世界养老院发电站，否则户口制度在这一切到来之前就要放松。
虽然基于目前有限的政策放松，政府似乎很有可能达成它的目标，即在今年底新增城市户口人口1个亿。事实上，很有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灵活的手段帮助达成了这个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重新划定了新的城市边界，将一些农村直接归为城市区域。这样，那些土地上的人直接就变成了城市人口。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陈军身上，这个安徽省的小龙虾养殖者。他回到了家乡--曾经属于安徽无为县，在12月，无为被划为市。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把戏，虽然这似乎变得更普遍了。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李淦最近的一个研究表明，在2010年到2015年间新增城市户口的1/3都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区被划进了城市。
这种划分并不是完全毫无意义。地区的重新定义可以给地方政府更大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权利。而很多新划分为城市的地区很明显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在无为市中心，高层房屋和一个光鲜的白色购物中心就坐落在农民出售活鸡的破败的小巷旁。对于城市升级，当地政府说将会”建设一个高质量的城市“，投资建设停车场，地标建筑和公共居所。但是对于陈军来说，无为市所能提供的生活远比他能在上海所拥有的生活差远了。医疗系统更差，学校更破旧，养老金也更少。他可能是中国最新的城市之一的居民，但是真正的城市生活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个人观点：《经济学人》每期都会有全世界各个地域的文章，中国是一个专门的栏目。起初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时，心里其实挺不以为然的，觉得这纯粹是西方视角，为了攻击不同于西方的制度而攻击。因为生活在中国的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户口制度其实不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但是看了文章的内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确点出了目前我们所遇到的一些跟户口相关的问题，例如一些农村流动人口不愿意迁入城市避免丢失土地使用权，直接将农村划为城市完成城市化目标等，这的确是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虽然点出了问题，但是文章的分析个人认为并不十分深刻。真正造成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生活的并不是户口，而是他们根本无法承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发展的不均衡才是人口流动的根源。而产生贫富差距的根源也根本不在于户口制度。户口制度的确会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有各种不便利性，但并非问题的根源。不管怎样，这是西方人看待我们的角度，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