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三千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精义”。至于原因，黄先生说，是因为“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这样的组织，在需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之外，还需要人本主义的调节，而所谓儒教，恰恰就“是以崇高的情感组成”。
其实不光是政府组织，中国社会其他任何组织，只要是一群人的集合，就一定要讲究人际关系、人情，就一定要唱出“兄弟一家亲”的戏码。就连“舶来品”的企业文化理论，来到中土后不，就被套入人本、关爱等“中国式”“人心”窠臼之内，大大减损了其原创价值，并压缩了在企业管理中适用的范畴。
近期细读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其中的一些内容，似乎与黄仁宇先生谈到的内容相关，先抄录罗列张宏杰老师说到的一些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乾隆皇帝的第一个皇后富察氏的。富察氏16岁嫁给乾隆，少年夫妻，感情笃深。37岁时，体弱多病兼有“丧子之痛”的富察氏在陪伴乾隆东巡途中去世，乾隆悲痛欲绝。皇后去世时所乘的青雀舫是她最后生活过的地方，乾隆命令把这艘大船运进北京城。船舶体积十分庞大，而城门门洞狭窄，无法进城，乾隆甚至想把城门楼拆掉。多亏礼部尚书海望想出一个方法，命人搭起木架从城墙垛口通过，上设木轨，木轨上满铺鲜菜叶，使之润滑，千余名人工推扶拉拽，费尽力气，终于将御舟运进了城内。为了纪念皇后，乾隆命令皇后的寝宫长春宫的所有陈设一丝不得更动，每年皇后忌辰都要到这里凭吊，一直保留了四十多年，直到要退位做太上皇了才下令撤掉。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乾隆的母亲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张宏杰记载，崇庆皇太后身体硬朗，喜欢活动。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带上一起观光。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顾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但有一点，乾隆从来没有掉以轻心，那就是绝不许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权柄。登基不久，乾隆就发出谕旨，告诚太监宫女不许以闻风妄行扰乱皇太后，其实就是要清除太后干预朝政的任何可能。后来，又因太后在聊天中要乾隆修理顺天府的一座庙之事，严斥太监，自然也是“敲打”太后。
第三个故事与皇弟弘昼相关。弘昼与皇帝哥哥从小一起长大，兄弟感情极好，但乾隆登位后，情势就发生了变化。为了让弘昼知道分寸，乾隆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敲打。有一次，弘昼给太后请安，母子闲聊之际，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后宝座旁边的藤席上。这个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责备弘昼“仪节僭妄”，“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罚俸三年。张宏杰说，此后，弘昼对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醉生梦死，逐渐心理变态。他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演习自己的丧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护卫侍从等陈设好各种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一边吃着供品，一边观赏家人、侍从的哭相，以此为娱，玩到六十多岁老死，算是落得一个善终。
这三个故事的主角，是乾隆至亲的妻子、母亲和弟弟，除了妻子是否“干政”没有记载外，母亲和弟弟都因为不当行为受到警告。在君权强烈的排他性面前，只要预感到危险，哪怕是至亲，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
当然，乾隆皇帝可能算是心眼比较好、或者遇到的危险没有那么大的。像他心机深沉、阴鸷凶狠的父亲雍正，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阿其那”“塞思黑”之狱，雍正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大哥、二哥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雍正的举动，干脆利索地扯下了儒家“仁义”、“孝悌”的假面具。
由此看，在传统统治模式下处理人际关系，可能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感情的深浅（感情指数），另一条是威胁的大小（威胁指数）。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得知，在皇权面前，即便是母子之情、兄弟之爱，也必须让位于随时可能发生的“威胁”，如张宏杰所说：“君巨之分压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
感情中糅杂着威胁的事情说完了，对于那些完全没有亲情的人，又会怎样对待呢？
张宏杰说，早年的乾隆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趸，颇具慈心仁术。比如，即位之初，他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各省官员不得再重新丈量农民土地，也不得强令农民向官府汇报自己开垦的荒地。”这其实就是宣布，农民新开星出来的土地，永远不用给国家交税。另外做了重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为了缓和租佃关系，乾隆还经常命令各地官员劝谕地主减轻田租，对那些让租者加以鼓励。乾隆的理念是:“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盈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
但是后来，乾隆却越来越痴迷于阅读《韩非子》。他发现，原来他极为反感的这个政治理论家的话，今天读起来却字字珠现。韩非子明确指出，人世间切关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关系，“人之急利，甚也”，不论是君臣、父子还是朋友，其实都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没有感恩；大臣们之所以在仕途上你争我夺，并不是急于效忠皇帝，“为重利之故也”。因此，韩非说，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道德教化，更无须“养恩爱之心”。
根据张宏杰的说法，乾隆的转变始于乾隆13年，即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去世的那年，乾隆痛失爱妻，性情大变——
“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当然，这样的变化，肯定不会仅仅由于这一个原因。实际上，富察氏的去世，可能只是一个诱因，而真正的原因，可能来自乾隆对人性的屡屡失望。
比如，盐业专营一直是清朝的政策，雍正以严刑苛法加以规范。乾降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张宏杰引《清高宗实录》说：“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农民“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乾隆慨叹说:“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对民众失望如是，而官员的表现，更加重了乾隆的厌恶感。张宏杰评价说：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大臣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对人性的失望如此，所以对毫无感情同时威胁很大的群体，乾隆痛下杀手就在所难免。张宏杰记，清军第三次平定准噶尔战争中，大部分穷困的准噶尔蒙古人还把清军当作从战乱中解救自己的“恩人”，听说清军来到，便成群结队地赶赴清军所在地归顺。对于这些人如何处理，心思缜密的乾隆早有指示。张宏杰引《清高宗实》说，乾隆指示清军将领，在地广人稀之处，见到蒙古人，当时就可杀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户来投降，不要立刻剿杀，因为人数太多，一时杀不过来，“难保无一二逃窜之人，泄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闻讯逃跑。所以他命令把大批投降的蒙古人，一批批押送到甘肃内地之后再处死。
以上引述张宏杰老师对乾隆皇帝“爱恨情仇”的介绍，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任何组织中都存在两种可能的人际关系模式，一种与感情相关，一种与威胁相关，或者可以简称为“爱与害”。组织管理者对感情与威胁的驾驭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组织的生与死，尤其在皇权这样一种特殊的独占机制面前，在任何来自“青萍之末”的微澜都可能导致全局溃败的情势下，“感情”的计算，怎么也大不过“威胁”的计算。进一步看，这种负面的“威胁”，在不同的组织和情境中，也可以延伸为权力、利益甚至正面的绩效。
当然，本文强调与“爱与害”相关的“感情指数”和“威胁指数”，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一定会”“在所有时间”和“所有事情上”都持“威胁”压倒“感情”的态度，但这一思考模式，或许会为我国企业中较为盛行的“家文化”泼一瓢冷水：
第一，皇家是一个“家”，但更是一个诱惑巨大的“名利场”、“角斗场”、“生死场”，以“家”的原则来处理皇家的人际关系，必死无疑。企业不是家，家是以情感与血缘为纽带的，而企业是以利益和权力为纽带的。“家”更多论情感，较少讲规则；如果把不是“家”的企业看成“家”，你就一定会在情感和规则之间迷失。
第二，我们不反对人性化地对待企业的员工，而且感觉多多益善。但如果你是一个仁义的人，发自内心地、自愿地“关爱”员工，那就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尽管这种关爱可能会促进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但未必是“全体员工”“时时处处”的；也就是说，你的付出不一定得到回报。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企业主不宜有太多的委屈感（一些著名企业的案例中隐隐约约地显露出了这一倾向）。
第三，如果你对人性有一定的洞察力，知道“人心似水”、会“随地飘零”，但希望从“术”的角度，通过施舍一些“恩惠”激发员工（哪怕一时之间）的积极性，大可放心大胆地去尝试。员工得到实惠，企业或有收益，银货两讫，各不相欠，倒也不错。
第四，最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是，企业主固守“家文化”，把员工当成孩子一样看待，员工也自我“矮化”，把企业和企业主看做“家”和“家长”。当这种非理性的“感情”思维蔓延开来时，也就是企业的“威胁”悄悄滋生的时候。因为在传统的金字塔模式下，想通过小恩小惠让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基本是妄想。当感情不管用了、规则又没有建立起来时，组织的死期就到了。
文章最后，以爱奇艺创始人、CEO龚宇为《奈飞文化手册》做的“推荐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
麦考德将奈飞的文化总结为八大准则，单是第一条“我们只招成年人”，就一下子击中了我们这些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要害。是啊，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和一个思想幼稚、任性冲动的员工打交道呢？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教育员工不撒谎、不迟到早退、不可以无故请假呢？如果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这些都不是问题。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最需要的是空间，但他们经常因为那些不成熟者而受到不应该有的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