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记事之后用大段文字抒发感想，那是我初学所不知而现在深感戚戚的。
古人观察天地间一切事物通常能够有所收获，那是因为“求思之深而无不在”，其中的“求”便是“有疑”，学贵有疑啊，于是有深入周密的思考。当年民国时候一大批学者在风雨飘摇的时候要新国新民，一个个著书立说挥着十八般武器痛批中国之国民性，最为深恶痛绝的便是麻木，大抵是统治者为利于统治而愚民。求思之深而无处不在，不只是治学，也是为人，如果一个人做什么都不去求思那么必然会逐渐变得迟钝麻木。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联想起王安石变法，便有很多孤军奋勇的凄寒，不负此生的壮烈。那些不平凡的景象往往都是在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而且你要走过去还会有很多人劝阻，有志向还得勇于坚持并且有足够的能力还需要善假于物才有可能实现，只要尽了全部努力纵使不能实现也是此生无悔。那么，王安石的志向是什么？
王安石是一个读书人，他在韩琦属下当官时每天通宵读书，到快要清晨了才睡一会儿，就那么蓬头垢面地去上班。韩琦是个不错的上司，看到属下年轻人这样精神萎靡不修边幅，便进行劝诫说一些少年人血气盛需要戒色多读书之类的话，而王安石依然如故。那个时候的王安石，胸中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他得势的时候牢牢掌握着权柄，所有政见不合的人都被打发出了权力中心，但他一生从未以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一生有过落魄有过风光，志向从未改变，从新政的条例来看，他是希望大宋一改萎靡之态度，成为汉唐那样的超级军事强国，开疆拓土，威加宇内。
我们说历史使命说昭昭天命，李鸿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就是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嘛。当时王安石心中大概是认为使大宋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便是自己的天命，为了这个天命可以不惜一切，所有反对自己的都是流俗，全都被打发出去了，而迎合自己就都是好人。反对他的人中有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等，支持他的人中有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以及皇帝。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司马光苏东坡王安石都是真正的读书人，都是为国为民为天下，但是政见不合搞得水火不容。至于吕惠卿之类搞到最后背叛王安石，让王安石晚年恨恨不停地写他名字。司马光晚年病重发的最后一个命令是王安石是个好人就是太过刚愎自用朝廷得厚葬他，也是感人肺腑啊。
他们从小读各种经史子集，写诗作文什么的也不见得有接受专业训练，但是到了紧要关头，一个个就成了军事专家水利专家工程师设计师各种的啥都干。只是要为了天下苍生所以去解决一切困难，但是有的也被弄得很惨，比如说方孝孺就被诛了十族。
当时王安石变法，几乎满朝之士都反对他，大家都是真正的读书人啊，都是要为国为民啊。王安石也是读书人啊，他也是要为国为民啊，怎么就掐起来了。王安石变法，他是当了经济学家，但因为经济理念太过超前，与实际严重不符。司马光们不懂王安石理念的先进，但是实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吕惠卿们也不懂王安石理念的先进，但是雪中送炭抱大腿仗人势多爽啊，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副作用:党争。我们历史书上说宋的灭亡是组织沉冗笨重，但干掉了元朝为宋报仇的明太祖说宋之亡也在于党争。
司马光们不停地与王安石交流，然后一个个被发配去远地。程灏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怒气勃发，程灏说“老朋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和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儒家以修身为第一要务，王安石显然还有很多欠缺。
志向的实现本来就非常艰难，能够做到“不随以止……不随以怠”就更是艰难了，但是做事情只从理念出发不结合实际，那么这份“不随”也可能是犯错而不知。本来孤军奋勇是为常态，但若是失去对于实际的客观把握，那必然会出问题。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