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戛然而止于十四年前的那个夏天。小佩走了，决绝地走了，毫无征兆。
她的名字叫刘同佩。我们知青都叫她小佩。
说起来，我们是世交，两家相隔也不远。小学我们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与小佩有了交集，是我们同一天，同乘一辆卡车，去了同一个山村当知青。
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我们这一批共二十九名同学，分在不同的小队。我分在第八小队，小佩去了第一小队。
那时，知青集体宿舍还没有建好，因而，我们都是分散居住在社员家中空闲的房子里，干活也不在一块儿。
知青们集中相见，都是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这时，就能看到小佩了。
她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洁白的衬衫领子翻出来，显得整洁，干练。
裤子的膝盖处两个匀称的补丁，是用缝纫机密密匝匝缝出来的，脚上穿的黄军鞋，尽管刷得已经乏白了，但总是干干净净。
她扎着两根小辫子,往往是人还没看见，咯咯的笑声就先传过来了。
她活泼，大方，浑身透着健康，阳光，青春的美。我们仍然很少接触，很少说话。
真正与小佩有了交集，是我们一块进了知青食堂。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秋天，食堂要换人了。我们知青点的食堂，是由知青们轮流干的，食堂人员的多少，是由知青点的人数多少来决定。
那个秋天，在这个叫簸萁掌的山村里，聚集了一百多名知青，因而,这次食堂不但换了人，而且还由原先的三个人，增加到了五个。
这五个人是由女知青小佩，孙玲，男知青黄博源，刘兴良还有我组成。
对于知青食堂，我们五个人，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我们起早贪黑，变着法儿给知青们改善生活。炸油条，吃蒸包，虽然少之又少，但这些举动，使我们的知青点食堂，在当时，在当地名闻遐迩。
更可贵的是，为了改变知青们的伙食结构，由主食吃窝头到吃上煎饼，小佩，孙玲硬是跟房东大娘学会了摊煎饼。
在知青食堂旁边，在那间我们知青义务劳动，自己动手盖的煎饼棚里，在烟熏火燎中，小佩，孙玲这两个十八九的姑娘，给我们知青摊煎饼吃。
她们摊出的煎饼又大又薄,好吃极了。
更令人难忘的，是食堂的那把钥匙。
每天早晨,必须有一人去食堂做早饭，这个人四点就要去生火，馏干粮，切咸菜，做玉米粥，在以往的食堂人员中，是轮流值班。
我们改变了规则。
我们五个人都争着早去。才开始,这把钥匙，在我们五个人手中是抢。你抢过来,我抢过去，谁抢到了钥匙，谁就赢得了早去食堂值班。
到后来，那把钥匙就是藏了。每每到了下午，甚至中午，钥匙就找不见了。其实，它早已被五人中的一个人藏起来了!
这些情景，使人难以忘怀，每每想起，我仍然被感动着，泪水总在眼眶里打转。
晚饭开过后，一天的劳作结束，两间草房的食堂，就是我们自由的天地了。
常常是我们三个男知青，手里拿着香烟，或倚着水缸，或蹲在灶旁，听小佩和孙玲唱歌。她们唱，“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一条大河波浪宽”，“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她们唱的太好听了，唱了一支又一支，没完没了，歌声悠扬，绵长，歌声从食堂的茅草房里飞出去，飘荡在山村宁静的夜空，使山村的夜晚更加宁静，更加神秘……
再次与小佩交集，就是《重逢》的前后了。2003年，我们策划搞一个全体知青聚会的活动，活动取名《重逢》，与分别了近三十的知青重逢，与那个魂牵梦绕的山村重逢。
为了活动的成功，小佩和孙玲 ，杨爱敏，李娟，韩红莉她们，跑前跑后，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每一个知青，分发通知，采办物品，她们辛苦极了。
做为组织者，我们不断地开会，反复地吃饭，研究策划方案，那是一段火红的日子。想到即将要重逢的知青，激动，喜悦充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活动非常成功，那是我们用心血，献给所有知青的一份盛大礼物。
我们又成了最好的哥们，我们相约玩一辈子。
谁知，忽然就传来了小佩去世的消息，我震惊，我难以置信！
那天，我一日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