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南方电子厂的大门准时打开，五十岁的张建军攥着磨得发亮的不锈钢饭盒，混在年轻工人的队伍里打卡上班。他的工位在流水线末端，负责检查手机外壳的瑕疵，这个动作他每天要重复近三千次，直到傍晚六点下班，腰椎的酸痛才会随着流水线的停歇慢慢浮现。在这座拥有上万家工厂的城市里，像张建军这样五十岁以上的打工者不在少数，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电子厂、服装厂、五金厂的各个角落，也折射出工厂与大龄劳动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现实。
五十岁仍选择进厂打工，背后藏着太多不得已的生存考量。对许多人而言，这不是“选择”，而是“必须”——农村老家的父母需要赡养，孩子的房贷车贷还没还清，自己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尚不足，一份能按时发工资的工作，是支撑家庭的“顶梁柱”。张建军的老家在河南农村，老伴在家照顾瘫痪的母亲，儿子在县城买的房子每月要还三千多元房贷，“我要是不出来打工，家里的开销就断了。”他说，工厂管吃管住，每月能攒下五千多元，这些钱是家里的“救命钱”。
除了家庭责任，大龄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本就狭窄。五十岁以上的人，大多没有高学历，也缺乏新兴行业需要的技能，工厂流水线的重复性工作，成了他们相对容易切入的领域。在人才市场上，“35岁门槛”像一道无形的墙，将许多大龄求职者挡在写字楼外，而工厂对年龄的包容度更高——只要身体能扛住流水线的强度，能按时完成产量，50岁、55岁甚至60岁，都有机会获得岗位。52岁的李桂兰之前在餐馆做服务员，疫情后餐馆倒闭，她辗转多个招聘市场，最终只有服装厂愿意接纳她，“餐馆嫌我年纪大，说反应慢，工厂只要我能踩缝纫机，不管我多大。”
从工厂的角度来看，聘用五十岁以上的打工人，同样是基于现实需求的选择。首先是年轻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近年来，新一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外卖、电商、直播等自由度更高的职业，愿意进工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招工难”成了许多工厂的常态。浙江一家服装加工厂的老板王勇算过一笔账：每年开春招工季，他要花数万元在招聘网站、劳务中介上，即便如此，年轻工人的流失率仍高达30%，“年轻人干一两个月就走，还得重新培训，反而不如用年纪大的工人。”
其次，大龄工人的稳定性和熟练度，是工厂看重的优势。与年轻工人相比，五十岁左右的打工者更珍惜工作机会，很少频繁换岗，能长期稳定地留在岗位上。而且，他们大多有多年的工厂经验，无论是操作机器还是处理生产中的小问题，都比新手更熟练。张建军所在的电子厂，专门把他这样的大龄工人安排在质检岗位，“他们眼睛可能不如年轻人亮，但细心、有耐心，很少出纰漏，产品合格率比新手高不少。”车间主任这样解释。此外，从用工成本来看，部分工厂给大龄工人的薪资略低于年轻工人，且很少涉及住房补贴、技能培训等额外开支，对利润空间有限的中小工厂而言，这能降低用工成本。
不过，工厂与大龄打工人的“相互依存”，也藏着不少隐忧。大龄工人的身体状况，是悬在流水线上方的“警钟”——长期重复劳动容易引发腰椎、颈椎疾病，而他们大多缺乏完善的医疗保障，一旦生病，不仅失去收入，还要承担高额医疗费。张建军去年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过院，医疗费花了两万多元，工厂只报销了一部分，“那段时间没工资，还得花钱治病，心里特别慌。”同时，工厂对大龄工人的保障往往不到位，部分工厂不按规定缴纳社保，甚至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一旦发生工伤或纠纷，工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五十岁仍在工厂打工的现象，本质上是时代发展中个体生存与产业需求交织的结果。这些大龄打工者用自己的汗水支撑着家庭，也支撑着部分工厂的正常运转，他们不该被忽视。对社会而言，需要完善针对大龄劳动者的就业保障政策，比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对工厂来说，不能只看重大龄工人的“性价比”，更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改善工作环境，让他们能“有尊严地打工”。
傍晚六点，张建军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工厂大门，天边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他掏出手机给老伴打了个电话，语气里带着疲惫，却也有一丝满足：“今天产量完成了，下个月工资能按时寄回家。”挂了电话，他走向宿舍，明天清晨，他还会准时出现在工厂门口。在这座城市里，还有无数个“张建军”，他们的故事，是千万大龄劳动者的缩影，也是这个时代用工现实的真实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