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之唐史，“奉天之难”对唐宋之际变革的影响，似为人所低估。
比之前后，有代宗“出逃陕州”，亦有顺宗“永贞革新”。以代宗广德年间为例，吐蕃入寇与仆固怀恩之乱，可粗浅视为京西北边防崩坏与国家军力不济。而以顺宗永贞年间为例，二王八司马的政治革新可视为一场颇为幼稚的政治闹剧。
但“奉天之难”则不同，不论是前期的“四镇之乱”，还是后期的“泾原军变”与“李怀光叛乱”，它们都反映出唐廷已不再能以大一统王朝的常规政治手段，去改变或转移对抗中央的自发性趋势。德宗与宰相杨炎看似成功的政治手腕，其结果却是让原本庞大且有自立倾向的朔方军团体，分裂为多个更加混乱迷茫的小股职业军人集团，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另一方面，即使史家对德宗的政治才能多有批评，却几乎都承认德宗朝的政治目标与施行路线是正确，德宗朝之后，迈过仅有一年的顺宗朝，宪宗朝的元和中兴的主要成果几乎都与德宗朝的理想相吻合。所不同的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宪宗本人及其任命文武的才能，却忽视了宪宗朝的“平叛淮西”与“削平诸镇”等措施，几乎都建立在放弃纯粹的政治手段之上（如更换节度使、分置节度留后、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另派刺史）。
因而，宪宗朝的种种成功举措也在客观上证明，如同德宗朝那样，试图仅通过更换上层官员、拆分隶属关系、重划各军各节度防区的手段，其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改变朝廷内部的人事格局，却无法对藩镇内部产生根本性影响，甚至还会酿成藩镇对于朝廷更大的离心离德。
这种从传统且规范性的政治博弈，转变为更加深刻、剧烈且动荡的军政组合式对抗，反映出安史之乱后，历经玄肃代德四帝，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从州县退化到藩镇。
因而，直到宪宗朝，有志于再兴王业的宪宗本人与文武大员们终于发现，帝国真正要面临的问题，远不只是平定某一个藩镇或驱逐某一个威胁那么简单。帝国的根基，已经近半掌控于几十年来兵荒马乱中成长起来，原本只试图抱团自保的地方势力。这些势力以藩镇为表象，其内在却是混合了地主豪强、职业军人、下层官吏三股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从肃宗至德年间到德宗贞元年间，朝廷每一次迫于财政、军力与异族原因，而不得不采取的姑息妥协，其客观结果就是地方势力出于治安预期和政治风险等因素，不断蚕食原本由中央朝廷掌控的领域。
这就像跗骨之疽或是癌细胞，地方自立的苗头在天灾人祸与区域博弈的驱使下，从河北三镇开始扩散，向着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南下，先导致平卢淄青节度叛乱，再引得淮西节度使叛乱，继而是四王二帝之乱，每一次动乱都比前一次更大，而唐朝廷则越发疲于应对，并更加无心于各个藩镇内部的主动改造。
于是，宪宗与宪宗朝的文武选择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不再“以藩镇对藩镇”，也不再“以国家养外藩”，而是自理财政、自典军旅、自命官吏，完全改出自肃宗以来的政治路线，终究取得了良好成效。
然而，宪宗的政治路线的成功实践，亦非只是宪宗朝众人的功劳，从肃宗任用第五琦、刘晏，再到德宗任用杨炎、陆贽等官员，并开漕运以厚赠财赋为开始，唐帝国的官员构成与财政模式的根本转变（从量入为出到量出为入，以及两税制、漕运、榷盐、常平等法的改革），就已经为元和中兴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与财政储备，而代宗与德宗两朝对河南、河东、关内诸藩镇的不断拆解，也在客观上使淮西等藩镇的试探空间缩小。
只不过，受限于宪宗本人的政治预期、帝国持续数十年的藩镇与天子共分天下的大趋势、党同伐异且极端化的朝内格局，元和中兴的成果也仅限于维持十几年的“天下无悍藩割据”，这不能不另后世为之可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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