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耕女织，小农经济在一定方面能够自给自足，维护封建统治，可是经不住打击，天灾人祸就可能使其崩溃，而在我国的这片土地，天灾时常发生，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近代最大的干旱以及它所带来的旱灾。

从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七八年，这段历史是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即位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中兴时期，然而天灾还是发生了，在这三年爆发了整个近代最大的旱灾，史称丁戊奇荒。

在一八七五年，中国北方的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旱灾，多地颗粒无收，百姓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刚一开始北方各个省份入春降雨很少，一直到这一年结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降雨降雪，一年降水稀少实属不常见啊，当时百姓祈求河神水神，一点用都没有，祭祀用的粮食反而白白地糟蹋了食物，而山东、陕西、河北、河南等几个省份在这年的秋天，也开始了严重的旱灾，百姓对这种现象无能为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

那个时候的庙宇中挤满了上香求雨的人，就连年轻女子也不再祈求姻缘，改为祈求降雨，农田里的庄稼高不过半人，只见昔日生气勃勃充满了希望的麦田似乎变成了上天遗忘的土地，不知道雨神是去流浪了还是奔向了西方？山东因为河流几乎全部干涸，家畜因为缺水纷纷渴死，树木因为缺水，变成了枯枝烂木，更严重的是人们因为饥饿纷纷饿死。

一八七六年，此时是光绪二年，经过了一年的持续干旱似乎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更加严重，依然是长久地得不到降雨，此刻受灾范围由北方逐步扩大到全国，绝大多数的粮食作物因为干旱绝收死亡，更可怕的是，在北京周围发生了蝗灾，而在夏秋时节又有的地方出现了水灾，这一年，简直三大天灾集聚一堂，而这一年也是颗粒无收，民不聊生。

当时的河南、河北、甘肃、北京等地水灾、旱灾、蝗灾泛滥，持续的旱灾和蝗灾让中国最朴实的老百姓不得不聚众闹荒，因为粮食价格飞涨，本来就干旱欲死的粮食也被蝗虫一扫而空，据记载，李提摩太致书《万国公报》呼吁捐款救灾，他说灾民用谷糠、草籽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者，“只得坐以待毙”，至于“将妻女儿媳贱卖”及“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难以尽述。当时，一个村子里100家饿死的有70家，从陌生人相食到家人相食，再到主动杀人而食，百姓们不得不走上绝路，路上泣者无数，许多少年少女不能自保而被杀。

举目望去路上尽是逃灾的人，男人带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大量的饥民聚集在官府的赈灾粥棚前面，只为讨上一口稀粥吃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据一位在青州的传教士统计，仅仅当时的青州就有近七万的灾民。

一八七五，华北大旱；一八七六，华北大旱；一八七七，华北仍然大旱；一八七八，华北仍旧大旱，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受不住持续四年的旱灾，当时旱灾的严重到黄河都出现枯水的现象，蝗灾的出现，又把本剩余不多的粮食啃食殆尽，与旱灾、蝗灾、水灾相继而来的是瘟疫还有地震。

一八七八年，在山西，进入了六月，六月带来的少量降雨似乎让旱情得到了些许缓解，缓和后的旱情似乎给新的灾难一个机会，瘟疫又给百姓们带来了新的摧残，人们常说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场瘟疫来势汹汹，迅速席卷了山西大部分的城市和农村，那些本以为自己足够幸运在饥饿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人们又被瘟疫无情的带走了生命。

瘟疫从山西蔓延到全国各地，在河南省，十个活人中有八九成染病，就连当时被派来赈灾的官员都染上了疾病，难道这个时候人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旱灾刚有所好转，又有新的灾难发生，虽然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可是感觉就像杯水车薪一样，于事无补。

直到时间到了一八七九年，虽然大地依旧的干旱，可是大部分地方都从旱灾的影响中缓解过来，降雨开始正常，人们历经了四年的困苦与磨难，终于能够重建自己的家园了，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受灾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大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到两亿人左右。在我们的历史上，很少出现“奇”这个字，一旦出现某件事被赋予了“奇”字，那必然是能载入历史的大事。

我们一直是农业大国，对于，饥荒，洪灾，蝗灾见怪不怪，但是丁戊奇荒让他们恐惧，让他们害怕，这不单单是奇荒了，饥饿，瘟疫，上头的不作为，变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一种狼灾，一，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导致野狼的数量急剧增加，它们敢在大街上，直接袭击行人。他们的出行安全也都没了保障，除了考虑瘟疫，饥饿，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别人吃掉，还要考虑狼的威胁，农民们除了听天由命，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甚至直到民国还没有恢复灾前水平，可见丁戊奇荒对国民经济命脉造成了多大影响，生产力低下，封建社会的压榨，清朝人口的不断无限制增长，土地无限被开垦，水土流失严重，更加剧了灾难的恶化，赤地千里，灾民百万，一眼望去，是这样的景象。

现代学者分析近代这场最大的旱灾，这场“丁戊奇荒”之所以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是因为当时清朝人口增长过快、土地被无节制开垦、土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再加上小农经济经不起打击，就造成了这场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