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以及作者、出版社的信息被设计成一方闲章，“龟缩”在整个封面的右下角。更大的篇幅，设计者用黑白灰三色，晕染出马脸、人脸以及白茫茫得很干净的背景。

准备阅读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栾文胜的小长篇《沉默的马》，独特的设计让人在打开书页之前会盯着封面看上数分钟。你懂得，既然叫了“沉默的马”，封面上有影影绰绰的马，理所当然；你也懂得，有人物才有小说，封面上用色块彰显出人脸，也是情理之中。只是，你一时还不太明白：用一根金线勾勒出来的看似木然其实表情丰富的面孔，仅仅是为了美观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在你读完整本书之际，自然凸显。

只是，再次阅读《沉默的马》之前，我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80后”编辑，会对一本从“文革”开始慢慢生长起来的小说如此上心？我说的是《沉默的马》的责任编辑田晓爽。

从她那里获得赠书，《沉默的马》不是第一本，却是她追着我问读后感的第一本。于是，阅读《沉默的马》，我一边跟书里的男主角马东一起经受着要不要将“那件事”公之于世的良心鞭挞，一边揣摩“文革”结束后又过了数年乃至十多年才出生的田晓爽们，如此在意于一个始于“文革”、没有绝期的故事，为什么？

先来看看，《沉默的马》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老李死了，死于突如其来的疾病。在老李的追悼会上，马东想起了先于老李死去的老关和老萧。假如说老关死于结肠癌是与老李的死一样属于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那么，上吊而死的老萧，又为了什么呢？马东觉得，这跟他们结伙干下的那件事有关。这群“文革”中才十六七岁、如今均已年过半百的男人，有人腾达了，比如周明；有人落魄了，比如老杜。大多数人像老左、老朱、老贾一样人前有模有样人后一肚子心酸委屈地过着貌似幸福的琐碎日子，唯独马东，被那事儿纠缠得痛苦不堪，而老杜的猝死，让其坚定了要向世人公布自己是个杀人犯的意愿——这就是《沉默的马》要在封面上用一根金线勾勒出看似木然其实表情丰富的面孔的目的：乍一看这是一根可以忽视的金线，却从各个角度提醒你它的存在。这一根金线，与马东固执己见一呼应，我的解读就是，纵然是经历过人性泯灭的“文革”，总有一些人会死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那么，在马东看来，人的底线在哪里？40年前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他所在的小团队与向民所在的小团队正面遭遇后发生械斗，被打毛了的马东飞起一脚踹向向民，向民的生命停留在了17岁。诚然，马东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在关押所里蹉跎掉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几年，马东的同伙比如周明，觉得那几年的身陷囹圄已足以消解杀死一个人那件事，就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带给他的红利。可是，在周明看来有些冥顽不化的马东却认为，做人的底线就是杀了一个人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杀了一个人是关押所里那几年不能替代的。

这就是《沉默的马》的故事。

书的封面上用很小的字体排列着这样几句话：四十秒的罪恶，四十年的救赎。让秘密继续沉默，还是让真相醒来？这几句话提示我们，栾文胜的叙事开始于新世纪头10年，那么马东的儿子马小东跟我儿子就是一代人了。读过马小东得知他崇敬的爸爸在“文革”中杀死一个人而倍觉沮丧继而闭锁自己的章节后，我试着让我儿子评价一下他耳闻来的“文革”，都是对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的谴责，似乎他的家庭关系里就不可能积极参与者。我嗅出了栾文胜在“文革”已成十八线话题时推出一本生长于“文革”的小说的价值。

既然“文革”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就没有一个家庭能够体面地从中抽离，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当作为群体犯罪行为的“文革”因着法不责众而让真正的受害者看不到加害者应受的惩罚时，个体的一对一犯罪，是不是就可以蒙混过关？这大概也是在法制健全的教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80后”想要通过一本小说追问父辈的问题：既然“文革”惨绝人寰，何以走到台前的都是受害者？没有加害者，何来受害者？栾文胜用马东的固执，撬开了加害者坚硬的沉默。

加害者马东开口说话后，《沉默的马》戛然而止。然而，这本小说真正的读者，思考不会随着合上书本而停止。在电视上向全国人们道歉过自己失手杀了向民的马东，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被诅咒还是被宽容？抑或是让与马东有同样过错的人们，开始忏悔？对，不是后悔，是忏悔。很久以来，我们会读这个词，却不擅长用这个词，是栾文胜的《沉默的马》，教会我们如何使用这个词，仅这一点，《沉默的马》已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了。

掩卷之后，我曾想过，何不把马东的失手之过写成野心之过或失去理智之过？也许会让小说更加跌宕起伏。再一想，失手之过是最好的处理：窗外阳光正好，少年马东正等待妈妈手里的针线活而完工。如果衣服上的扣子妈妈总也钉不完，少年马东就不会冲入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那么，郁积在马东心里40年的愧疚也许就不会存在。失手之过，让马东的过失有了普遍性，因而也使得马东的忏悔有了普世价值。

《沉默的马》篇幅不大，在我看来却意义不小，仅将“忏悔”一词凸显在我们面前，就值得我们为作者5年的付出鼓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