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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都尉（统领骑兵）平当为皇上使派，负责河堤事务，上奏说：“古代的九河，已经都堙没了。按照经义，治水之道，在疏不在堵，挖掘河道疏浚，不是靠堤防壅塞。黄河从魏郡以东，决口很多，河水四处漫延，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内的广大百姓，不可以欺骗，应该广泛征求能疏浚河川的人才。”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代君王建立都城，安置人民，整理土地，一定是首先避开河川沼泽、地势低洼的地区，在洪水不能威胁到的地方选址。这样，不会遭遇大水，而小河小溪又能流进来提供水源。在山坡底下，作为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做泄洪区，让洪水左右流动，宽缓而不急迫。土地上有河川，就像人有嘴一样，用土去堵河，就像为了制止婴儿哭泣而去堵他的嘴，哭是马上止住了，但是那孩子也要死了。所以说：‘善于治河的人，疏浚河道让水畅流；善于治民的人，鼓励他们畅所欲言。’（出自《国语》，召公进谏周厉王的话：‘善为川这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修筑堤防的传统，起于战国时期，那是因为各国都只管自己，把自己这一边堵住就行。齐国与赵国、魏国，都以黄河为界，赵国、魏国背靠山区，而齐国地势较低。齐国在距离黄河二十五里出筑堤，河水东抵齐堤，为齐堤所阻，则向西泛滥于赵、魏。于是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初筑堤。他们这样的做法虽然不对，但是毕竟还都留出了泄洪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河堤内填淤的土地肥美，百姓开始在里面耕田，长时间没有水害，又在里面盖房子，慢慢形成村落。大水再来，这些村庄被淹没，于是他们又建起新的堤防以自救，如此渐渐离开他们的城郭，排干水泽，建房居住。所以说，这样的居民区遭水灾，那是理所当然！如今的堤防，狭窄的地方，距河岸只有几百步距离，远的地方，也不过距河岸数里地而已。所以说，在原来的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重河堤，民居充斥其间，这都是前世所排干的泄洪区。黄河从河内郡黎阳到魏郡昭阳，东西两岸还都有石堤，洪峰受到阻挡，激荡而还，百余里间，河水来回两次向西，三次向东，如此迫阨，不得安息。
“如果行上策，是将冀州首当其冲的人民迁走，将黎阳遮害亭河堤拆除，放黄河向北流入渤海。黄河向西有大山，向东有金堤，水势不会冲击太远，泛滥的河水，一个月就能平定下来。反对的人可能会说：‘如果这样，败坏城郭、房屋和坟墓以万计，百姓怨恨。’可是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山陵挡路的都摧毁，所以才能开凿龙门口，洞穿伊阙山，开辟底柱山，击破碣石山，毁坏割绝天地本来面貌。至于城郭、村庄、坟墓，那都是人工所造，何足道也！如今黄河沿岸十个郡，每年治河费用都上亿，而等到决堤洪灾的时候，所摧残的损失，无法计算。如果拿出数年的治河经费来安置所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人的方法，重新确定山川之位，让神人各得其所，不互相干扰为害。我大汉方制万里，为什么要去和河水争夺咫尺之地呢？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所以说是上策。
如果在冀州多穿漕渠，让人民得以灌溉农田，分杀水怒，虽然不是圣人之法，也可以算是救败之术。可以从淇口以东修筑石堤，多设闸门。反对的人可能认为，黄河大川，难以禁制。但是，从荥阳的漕运渠道效果就可以看出来了。冀州灌溉渠道水尽时，就关闭荥阳水门，让河水流入灌溉渠道。旱灾来的时候打开东方闸门，用来灌溉。洪灾来的时候打开西方闸门，使水流分散，保护农田不要受灾。这样，堤防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维持一百年，所以说是中策。
“如果只是修缮原来的堤防，低的堤防加高，薄的堤防加厚，劳费无已，年年遭灾，那是最下策！”
胡三省说：
贾让所规划的上中下三策，从汉朝到现在，没有能照做的。大概古人论事，都喜欢说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大多是孟浪而惊世骇俗，中策则平实而合乎时宜，下策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王夫之说：
治河之策，贾让所言，正是千古之龟鉴，而平当寥寥数言，也说到了本质，这正是鲧失败的原因，和禹成功的根本，就算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能和黄河争胜。而小民之常情，就是贪图田庐之利，就想住在河边。劳动天下，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自己得利一时，而遗祸子孙，这都是古今通病。而后世之谋臣呢，耍弄君王，劳民伤财，却不能按大禹的治河方针去做，原因是两个：
一是所谓贤者，拿一筐土，去暂时堵塞了滔天黄河，河岸百姓唱起歌谣来歌颂他，甚至建起祭庙来祭祀他，于是功显朝廷，名动天下，所以好事者踊跃，都要来做抗洪英雄。
二就是那时不肖的贪官了，公帑之出纳，浩繁而没有凭据，很容易贪污，民夫之征调呢，又可以乘威以指使，享其利而利其灾，大发国难财。灾区当地官员和参与其中分利的奸佞之人，个个为他唱赞歌，危词痛哭，把灾情的严重和灾区人民的悲惨说得感动中国，以动上听。所以从秦汉以来一千五百年，奔走天下谈黄河，言满公车，牍满故府，疲惫豫、兖、徐三州之民，来填这一河之壑，而一旦溃败，就都成了鱼鳖。
黄河之害，不是那河要害民，是民贪其利而自害耳！都想在泄洪区居住，民有良田，国有赋税，舔舐那刀锋上的蜂蜜，不怕自己的舌头被割断。假如能算一百年的账，想想天下土地之广，按贾让所说，迁移冀州之民，又有何不可呢？难道比年年抗洪疲劳困毙还难吗？数千年都逃不脱鲧的覆辙，是因为国君不明，而贪功嗜利之臣民，积习不可破。平当之言，贾让之策，就像两支巨烛，燃放于历史的天空，而君臣百姓，都视而不见，不亦悲乎！
华杉说：
但凡上中下三策，你找那最笨的，花钱最多的，耗时最长的，往往就是上策，就是胡三省说的“孟浪而惊世骇俗”了。其实它看起来最贵，实际上最便宜，一本万利，而且是万世之利。贾让把管一百年的办法还称为中策，因为他的格局是一千年。但是，迁走之后，怎么能阻止河定之后，新的移民又进入肥沃的黄泛区，那又是问题了。王夫之说积习不可破，确实不可破，因为你是和这些庸人同处一个社会。
钱穆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古寺，大雄宝殿门前，两棵参天巨柏，气势如虹，那柏树长到这么大，至少五百年，当年那建寺的首任方丈，他栽下这两棵树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看不到树长大的，他看到的，他打造的，是五百年后的场景，也就是说，他的格局是五百年。后来，一次雷电，劈毁了一棵树，这五百年后的方丈，在那死树空出来的位置，种了一棵夹竹桃。夹竹桃嘛，今天种下，明年就赏花。他的格局，就是一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