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发狠说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但事实上，更多时候是命运对你死掐不放。在苏东坡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命运总是会给他一记沉重的老拳。二十一岁的苏东坡意气风发，首次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第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命运却和苏轼开了个很大的玩笑。天真正直的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认为其他人决写不出如此洋洋洒洒的天下奇文，非其弟子曾巩，别无所属，为了避嫌，更为了维护自己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忍痛割爱将苏东坡批为第二，所以苏东坡就莫名其妙地弄了个亚军。后来苏东坡又参加了“三年京察”的考试，这次不出所料，终于拿到了冠军。苏东坡一踏入政界，起点不低，年纪轻轻就被派到陕西凤翔做副市长，假如苏东坡深谙厚黑长袖善舞的话，假以时日，这是要做宰相的趋势。然而，正当他要在政治上大展手脚的时候，母亲病故于汴梁，苏东坡丁忧扶丧归里，回家守孝三年。此后，他开始进入那段跌宕多姿的“流血的仕途”。

一个天真的人注定是要头撞南墙的。在南墙面前，有的人幡然醒悟而迷途知返，有的人则坚持理想头破血流而无怨无悔，苏东坡就是后者。青年时，他怀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万丈豪情与人生理想，走上政治舞台，但这个天性豪爽、天真烂漫、眼里全是好人的未来文坛宗师不知道，他走上了一条腥风血雨的不归路。

当时，宋朝的危机已经显现，繁荣的背后暗流汹涌，早已经不是年轻天真的苏东坡眼里的“美丽新世界”了。苏东坡乃文化史上的全才，诗书画成就绝对可以排在中国整个艺术史的前列，然而在政治上，苏东坡却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主，什么都看不惯，跟谁都合不来。新党执政时，他看不惯改革派狂飙突进的改革，批评王安石的独断专行；旧党卷土重来之时，他不满司马光对变法的全面否定、对旧党的赶尽杀绝。对这样一个“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新党旧党全不高兴。

苏东坡在政治上也辉煌过，他一生经历过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等五任皇帝，几个美丽的太后很欣赏他，几个有为或无为的皇帝其实也很崇拜他，但不知道为什么，几个皇帝都争着比谁把苏东坡贬得远。在春风得意的时候，苏东坡不仅做过吏部尚书等部级高官，甚至还做过宋英宗的秘书和宋哲宗的老师。按理说做了贴身秘书和一代帝师，这就是有了尚方宝剑和护身符了，但人生难料。估计在做宋哲宗老师的时候，苏东坡没少批评和唠叨，以他的脾气，生气时打过宋哲宗的屁股也未可知。这让年轻的宋哲宗痛恨不已，结果宋哲宗一上台，就凶相毕露，把苏东坡赶到广东，后来干脆驱逐到鸟不拉屎的天涯海角了事。这件事告诉我们“我最深爱的人，却是伤我最深”的道理。

虽说宋朝是文人的黄金时代，但是对于天真的苏东坡来说，绝对是场噩梦。一桩官场小人精心构陷、莫须有的“乌台诗案”，让他入狱103天。他与儿子约定，只要儿子送鱼过来，那就说明自己的大限已至。一天，儿子有事临时委托了个朋友来送饭，朋友听说苏东坡喜吃鱼，特意弄了一条肥美的大鱼来，苏东坡一看，知道“死神来了”，幸亏苏东坡一贯神经大条，才没被吓死。此后他的人生起起伏伏，被流放得越来越远。

公元1101年，暮年的苏东坡写下《金山题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最后的总结，也为自己写下了人生挽歌。

何止是“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一生去过很多地方，不过绝对不是游山玩水，大多时候是被人灰溜溜地从京师驱逐出来。他一生多次遭贬, 飘泊不定,杭州、扬州、徐州、密州、黄州、惠州、儋州、常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苏东坡是不幸的，但那些他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是幸运的，除了给这些城市美好的风物留下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以外，还有他心系黎民百姓而建设的一系列实事工程。

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并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为杭州做了最好的形象广告。在徐州，他率领军民奋战七十余日抢修防洪大堤，使徐州黎民免受洪灾之害。在广东惠州，他用山间的竹子，建设了供水系统，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他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极大地提升了惠州水果的市场知名度。在黄州，他不仅写下了光耀千古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极大丰富了黄州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他建议官府下令严禁溺婴，并创办育婴院，可以说是现代“弃婴安全岛”的创始人。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医所，各地的苏堤、苏公祠，承载着人们对苏东坡心怀天下苍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美好怀念。在这些城市百姓的心里，苏东坡留下的是近乎圣人、福泽绵长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