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那年夏天，阿月从口袋里掏出半根冰棍，糖水淌满了她的手指。她咬了一口，递给我，说以后她开小卖部，我随便吃。槐树的影子碎在地上，蝉鸣像一把钝锯。那半根冰棍是甜的，也带着她掌心的汗。
后来我才知道，那五毛钱不是她攒的，是从她妈卖袜子的铁盒里偷的。她妈发现后拎着笤帚追了她三条巷子，她没供出任何人，也没哭，只是跑，跑丢了一只塑料凉鞋。隔壁张奶奶说那丫头犟得像驴，挨打一声不吭。我去问她，她正趴在河沟边翻石头，头也不抬地说是没有的事，她妈那天心情不好。她翻出一只小螃蟹，钳子夹住她的食指，她举到“我”面前说，你看，它以为它能夹疼我。我问她疼不疼，她说疼，但不会让它知道。
食指上留下一个小红点。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红绳，绕在手指上打了个结。她说记一件事，却不告诉我是什么。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天下午她趴在河沟边，听见她爸在巷口打电话说不回来了，让她妈跟娃说他在工地上忙。那年她十岁，她爸再没回来。那根红绳她系了整整三年，褪成白色，最后断掉了。
断掉那天，她们刚好小学毕业。小升初成绩出来，我考进县一中，她去了镇上初中。我去学校拿通知书时，她站在校门口，手里攥着一根没化的冰棍，让我请客。我给了她五毛钱，她找了两毛。冰棍是苦咖啡味的，她说她吃过了，但我上车后透过车窗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槐树下，手里没有冰棍，嘴巴闭着，两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地上那道水泥裂缝。车开远了，她变成一个小黑点。
后来见面越来越少。她的消息都是辗转听来的：她妈身体不好，她放学要去摆摊；她爸寄钱断了，她在卫生院找了临时工；她考上了职业中专学护理。我每次放假回镇上，去她家巷口站着，偶尔碰见她，她就笑笑，说你瘦了，或者你又长高了，说得像大人一样客气。有一次我带了县城的巧克力给她，她掰了一半给邻居家的小女孩，另一半放进嘴里嚼了两下，说是甜的，又停了一下，说没有冰棍好吃。她们都笑了，笑完忽然都不说话。蝉还是叫，太阳还是大，槐树影子还是碎了一地，但那天没有人请吃冰棍。
大三那年，我在省城准备专升本考试。秋夜里从图书馆出来骑单车回出租屋，风吹得耳朵疼。一个陌生号码打来，是她。她说她要结婚了，让我别回去，说路远耽误复习。我问她那为什么打电话，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然后她的声音很低，像从水底浮上来的气泡——她说那根五毛钱的冰棍，她后来一直想再买一根，可那家小卖部关门了。她又说，那五毛钱不是偷的，是她爸走之前留了二十块钱给她妈交学费，她偷了五毛。她妈打她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她知道她爸不会回来了，那二十块钱是最后一点。后来她攒够了五毛钱放回铁盒子里，她妈以为是记错了账，哭了。她没有告诉她。
电话挂断后，我站在路灯下，梧桐叶一片一片往下掉。想起九岁那年，她咬了一口冰棍递过来，想起那双露了脚趾的凉鞋，那根系在手指上的红绳，那只被她放回水里的螃蟹——钳子上还挂着她食指上的红点。她从来不让任何东西知道她疼。
去年过年回镇上，老房子拆了，那棵槐树还在，树干上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被树皮吃掉了一半，但还能认出，是我的名字。不知道是哪一年刻的，字迹已经变形，像一张正在变老的脸。我伸手摸那道刻痕，树皮扎得手指微微发疼。原来她十岁那年系红绳记的事，就是我。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棵槐树，只是站在原地，目送“我”越走越远，把所有疼都咽了下去。
我站在树下，风很大，吹得树枝吱吱响。我打开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说想吃冰棍了。她只回了一个字。四个小时后我攥着高铁票坐在车上，车票背面印着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窗外的田野飞快地后退，像这些年被甩在身后的日子。
我知道那个铁盒子里早没有冰棍了。但她在。那棵槐树也在。树干上那个快被树皮吃掉的名字还在。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