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l 郭名高
《随书法去远行》即将付梓,我似猫腰割完麦子的农夫,伸腰、展臂,扔下镰刀,放眼田头地垴,麦垛一拢接一拢、一层又一层,汗水由额头滑下来,眼皮一眨,水渍充盈一汪咸味儿,滋滋地传遍整个身心。我为自己鞠了一躬,不因草根而疏懒,莫道位卑忘初心。写字、作文是我儿时描绘出来的童话,期间,又因升学、就业、生计,忽冷忽热。
工作之初,我期盼有一间独立的屋子,置案铺毡,抚古作文,不愿与人磕碰而生烦恼。
事实上,静静地守护并非易事。
当年,与我同时进厂的毕业生都被安置到了招待所,两人一间房子。我的室友教的政治,体胖身懒,巧舌如簧。夜里,常闻其呼噜声震天响,时急时缓,倏忽一个大转弯,似鸣笛长啸远去。我常从梦中惊醒,叹一声气,翻身若烙饼,极难入眠。我揪两团纸巾塞入耳孔,一侧的鼾声依旧于耳畔振荡。屋里常有来客,男女长幼,筑墙搬砖,庸常絮叨,絮叨庸常,烟雾缭绕,杂沓泼烦。我忍着,又忍了一些日子。一天夜里,胖子靠着墙与人聊天,右手抓紧水管使力来回,左脚踩着暖气管道一伸一缩,哐当一声,水管就断裂了,热水咕咕而出,漫了整个屋子,溢出屋外,滋润了整幢楼。一时间,喊声、杂沓地脚步声、泼水声、谩骂声不绝于耳。我铺在地上的字,待要拾起来,早被水围城,揭一下,掉一个角;再揭一下,干脆从中间断裂为二。
气球被针尖刺了一下,噗地爆裂。我撸起袖子,左勾拳、右摆拳似有牵引力掣着,喷薄而出,对准胖子的面门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那脸蛋若发酵的面包,松软极了。他青眼虎视,猛地朝我扑过来……
三年后,胖子跳槽。又过了几年,听其故友讲,胖子与爱人办了一所英语培训学校,钱没少赚,赚的钱又豪赌而尽。胖子负债累累,逢人求援,事过耍赖,信誉狼藉,家也散了,至今漂无定所。
此后不久, 我搬了出去。几番周折,寻得一间屋子。房子正对大街,处在一楼,窗户朝外,路过之人稍作侧视,便能将屋里一览无余。我撑起衣架,支好桌子,铺毡翻帖,一抬头,便见奇异的目光朝里窥探。我挂上窗帘,点头退出屋子。我以为有了自己的空间,能够尽兴地去做一些事情。遗憾的是,即便一间老屋,掉皮、漏雨,也不能属于我。
在不断的搬迁过程中,我拋弃了许多东西,只是舍不得一杆毛笔、几页稿纸。
生活拮据,人就把钱看得特别重。我在农贸市场开了一间书画社,经营文房物什,也带一些学生写毛笔字。无论我怎么努力,生意还是不景气。下班了,人就耗在店里,盘算当天收入,去掉成本、房租和税收,所剩无几,甚至负增长。日子若流出的水,看着它消耗怠尽,却无能为力。混迹市侩当中,尤显得心浮气躁。书画社经营了半载,就草草关门。
我们住进了城中村,租了一个小套间。里边是卧室,外间置桌凳若干,到了双休日,这里就成了我的校场。
我俩的婚姻没有仪式,没有掌声,领了许可证,在屋里挂几串彩带了事。
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
那些年,为了买房,我东挪西凑,受尽煎熬。生活开销缩了再缩,以至囊中羞涩,常捏着饭卡去吃食堂。当时,学校从厂里尚未拨离出去,厂里每月给职工补助80元伙食费。我与爱人就这么熬着,整个暑假,我俩的饭都在食堂里凑活,胃就吃出了毛病。一次上完书法课,我关窗时,一阵晕眩,额头磕在墙上,出现短暂休克。待我清醒过来,众人将我扶着坐好,这才发现头皮渗出血来。
搬入新居,家具极其简单,装修的师傅对人言,我家最突出的是一张画案,两米多长,一米二宽,结实地蹲在屋子中央,占去书房好大的空间,倒比主席的办公桌还气派。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支配的时间也多起来。我开始安心地写字、作文,不再为了糊口去教小孩子练大字。
人届不惑,生命愈半,朝前的路不再摇摆不定。两年前那个岁末,我对着在场的来宾深鞠一躬,真诚地说:在我们老家,人的一生但凡有大的活动,谓之过事。我回忆了一下,自从走上工作岗位,我的第一件大事不是结婚庆典,不是添丁喜宴,是《心仪秦汉》出版后举行的研讨会,也就是今天,与师友们共聚一堂,从书文而及生活,叙述走过的点点滴滴。
《随书法去远行》是另一本散文集,也是近三年来我的心路历程。在前行中,许多景致都不及驻留、回味,匆匆赶路,赶路匆匆。偶尔驻足回顾,撷取些许篇什,再翻箱捣柜,将这两年写的字铺满整个工作室,一茬两茬,值得敝帚自珍的作品少之又少。如此,在这二十四万字的文集里插了二十八幅隶书新作,将过往定格于2017年年底。
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我将近期的字与此前《心仪秦汉》上的作品作了比较,两年之别,其差异还是明显的。我舒一口气,欣慰地笑了。
不负光阴,才是人生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