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主要是儒家和法家。儒家的理念是以德治国，孔子曾经曰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儒家认为三代即尧、舜、禹时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代表了以德治国的最高水平。之后治国的路数，都应该向三代看齐。
但法家对这一套嗤之以鼻。韩非子说，当今的显学是儒墨两家，他们都称颂尧、舜，但他们对尧、舜的取舍不同，可都认为自己得了尧、舜的真传，到底谁来鉴定儒、墨两家哪一家得的是尧、舜的真传呢？
而且，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各派都自称得了孔子或墨子的真传，又到底由谁来鉴定谁得了孔子、墨子的真传呢？
韩非子认为，尧、舜的年代离今天也太远了，谁是真尧舜还是假尧舜谁都搞不清楚，那么，用他们的道来治理国家，不是糊涂、愚蠢吗？
尧舜之道不能鉴定真伪，孔墨之道也不能判定谁是真传，所以，不能以他们的学说来治国。而且，以德治国从实践上来看也是荒唐的。韩非子说：“夫圣人之治国也，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治理国家，不能依靠百姓主动做善事，而是要避免百姓做坏事。因为“恃人之为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天下的善人用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依靠善来治国不是荒唐吗？如果以法令来避免百姓不做坏事，全国都可以做到。因此，“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治国要适应众人可以做到的，而不能适应少数人能做到的，严刑峻法，人人不敢为非。希望人人做善事，根本不切实际。
这里韩非子提出了一个底线思维的治国原则，要确保每一个人最低水平的行为底线，这个底线由法律规定，人人守法，则稳定的社会秩序可以实现。
韩非子此论符合历史的事实，孔子及其后学孟子抱着儒家的学说，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没有一个诸侯国君采纳。为他们作传的司马迁就感慨，他说，翻开《孟子》第一页，刚读了个开头，就“废书而叹”，以为孟子“迂阔而远于事情”。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但他的学说并非他的创造，孔子自己说：“吾述而不作。”述就是继承的意思。孔子常梦见周公，年纪大了周公不来入梦，还觉得遗憾。孔子对周公如此推崇，因为孔子所继承的，就是周公之道。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周公制礼作乐使西周政权稳定了四百年，为什么到了孔孟的时代就行不通了呢？
道理很简单，周公的礼乐制度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之上。
世界上所有美好的道德，都源自于家庭关系。古代统治者常自诩爱民如子；我们形容好朋友关系，说亲如兄弟；为了表达对祖国的热爱，热情洋溢的高呼“祖国啊，我的母亲”等等。周公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诸侯又封子弟为大夫，天下就由成千上万的诸侯封地—国，以及大夫封地—家构成。除了臣服的异姓邦国之外，周天子与诸侯国君、大夫都是一家人。而且，诸侯之国与国之间、大夫之家与家之间，彼此相对封闭，其中的成员日常生活基本上局限在大家族之范围内，因此，根本不用强调以德治国，大家自然讲德，因为你不讲德你在这个亲缘、熟人共同体中根本混不下去。
但春秋以降，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周平王东迁，周王室实力受损，无力控制诸侯。大国国君为了集中资源称王称霸，从外部压迫解散大家族，以获得对人口的直接控制；二是人口的增多，生产水平的提高，大家族内的成员也不想吃大锅饭，想从大集体中独立，以小家庭的模式从事农业生产。但孔子抱着过时的封建体制不放，自然处处碰壁。
儒家虽然口口声声大谈仁义道德，但儒家理论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它的道德观脱胎于宗法封建制度，天然带有爱有差等的特色。爱有差等，就是依据血缘关系而有亲疏远近之别，以此原则建立的社会，无疑就是以我为中心形成的无数圈子的社会。但随着人群交往的日益扩大而形成规模日益庞大的共同体，这种亲亲疏疏的道德观并不适合建立统一的大共同体。就像商鞅批评儒家所说：“（儒家）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如果依照亲疏关系判定是非，没有一个公平的规则，社会肯定乱。儒家亲亲疏疏的这一套价值观显然不能适应大一统社会的需要。
儒家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它希望把基于血亲关系的道德观念推之于全社会，把孝顺自己父母的心推之于别人的父母，把慈爱自己子女的心推之于别人的子女。美则美矣，人人可能向往之，但就像韩非子所言，没几个人做得到。
但法家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为大共同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确定了一个公平的原则。
法家的理想是人人以法为准绳，人人在法律之下行事。但事实上法家也做不到，根本的原因，法律的制定权掌握在君主及其官僚的手中，他们把统治阶层的特权写入法律之中，法律不过是统治者控制百姓的工具，从而削弱了法的道德基础。既然法的道德性缺失，只能依靠暴力的手段维护法的神圣性，那么，以暴力手段维护的神圣性也就不成为神圣性了。因此，儒家以反暴力为理由，历朝历代都有所谓的儒者对法家展开猛烈的抨击。
但儒家的抨击无外乎仁义道德这一套，根本解决不了统一的社会公平规则的问题，其实以中国传统本身的思想资源而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儒也好，墨也好，法也罢，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都代表社会的精英谈如何统治。汉武帝之后，儒法合流，统治者以王霸之术统御万民，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以法从外部控制百姓，歪曲儒学从百姓内心培养愚忠。而社会底层没有发言权，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几千年过着“暂时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