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们一家三口还都住在奶奶家的老房子里。

老房子是用棕灰色的砖块一层一层摞起来的。这些砖块直接裸露在空气中，风吹日晒，不像现在的房子一样刷漆贴瓷片。为了防止屋内漏水，房顶做成了三角形的斜坡式，个个瓦片的边沿向上翻着，一摞叠着一摞，鱼鳞似的。那时的冬天还很冷，每当下雪的时候，房檐上就会结满又长又粗的冰棱。小孩子们总是会搬个椅子踩上去，把这些明灿灿的冰棱摘下来，咬在嘴里，发出脆响的声音。大人们怎么拦都没有用，他们会找个地方偷偷啃吃。

那时的我还小，很多事情自然不记得，只能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和泛黄的老照片中获取一点信息。

据说当时每个人都很穷，拍照这种奢侈的事情只能等到春节的时候。妈妈个子很高，穿一件简单的红色大衣也不会显得十分张扬。她头发乌黑，很随意的扎在后面，脖子上系着一条暗黑色的花丝巾，双手插在口袋里，裤子是当时流行的喇叭裤，平平的鞋跟，全身上下都散发出知性女人的气息。她的眼神狭长，似乎正对着阳光，表情很不自然，却又露出了一点笑容，生疏但充满自信。

爸爸穿着棕色的皮夹克，领子上的绒毛裹着他的脸。妈妈的眼光很毒道，总是会买一些很多年都不会过时的东西，这衣服一定是妈妈挑给他的。爸爸皮肤很白，鼻梁很高，眉毛也很浓，可惜我一点都没遗传到。当时似乎特别流行小虎队，爸爸赶时髦，也剪了一个跟他们类似的发型，风一吹，还会呼呼动的那种。裤子和鞋子倒没什么新鲜的，这两样寻常人家的衣服几十年都不会有什么改样。照片里，爸爸不再像往日那样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挺享受春节的气氛。

爸爸的怀里，当然是穿着黄色小棉袄的我。脸颊被冻出了红晕，面无表情，一脸懵懂，瞪着一双无辜的小眼看着镜头。一只胳膊搭在爸爸的肩膀上，另外一只胳膊也紧紧地依偎着。当时的我什么都是小的，小小的头，小小的手，小小的脚，小小的身段，小小的脸蛋，就连呼出的哈气都是一团小小的云朵。

当时的我大概什么都不懂，只是喜欢过年，因为有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穿新衣服，全家人都围在火炉旁边谈笑。男人们会聚在炕上打麻将，女人们会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吹嘘，而我呢，就像土匪一样，和一群小孩子在外面撒野，啃啃冰棱，打打雪仗，玩玩捉迷藏。天快黑的时候，不等妈妈叫我吃饭，我直接闻着那香味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春节吧，交通不方便，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不容易，所以人们都格外珍惜着一天两天，似乎把整年的欢乐都耗在了这里，把整年的委屈也都留在了这里。过完年，大家就又能整装待发，而我则长大了一岁。

我们朝着相机站在那里，一如十几年后站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门前，大红色的斗拱式建筑在身后伫立，映着我们脸上的笑容和疲惫，拥抱着一片白花花的天空。其实看来看去，他们似乎什么都没变，只有妈妈脸上的几道皱纹和爸爸越来越多的银发格外明显刺眼。那时候还在上高三，为了自己越发可耻的梦想，他们居然带我来到了那个人生地不熟的繁华都市。那是一次漫长的远行，我们跟着旅行团颠簸了一路，终于在一个遥远的午后看到了东方明珠。

长大的我，对很多事情都记得很清楚，不像小时候，什么事情都要靠照片拼凑回忆。比如妈妈下车后扶着树激烈地呕吐，比如夜晚嘈杂的南京路上，一间咖啡厅内在窗边安静读书的银发姑娘，比如中国馆的明信片，馆外要比馆内便宜五块钱，比如一向方向感很强的爸爸，居然在那里分不清东西南北。

过去越久的事情越容易书写，你不断地篡改着、伪装着，让它们打扮成你现在想要的样子。可是对于五年前的那次远行，我似乎永远写不出照片留下的灿烂笑容背后，那一丝丝的苦涩和羞愧。冥冥中总觉得，那巨大的斗拱像命运般笼罩在我的头顶，绚丽的红色裹着我的周遭，放出金白金白的光环，一不小心便灼伤了离我最近的人。

最近在坚持做运动，强身健体。不光是为了自己，更是想着在我离他们越来越远的日子里，在他们独自慢慢变老的日子里，我能够坚强起来，勇敢起来，能够照顾他们，能够有朝一日拉着他们的手，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3月16日写，20日改。写不出论文，无聊地面对着桌子前的相框发呆，里面夹了两张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