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对于我基本上就是劳动工具,就像工人的车床士兵的枪,而不是一种趣味。在书房读书和在外面坐在一块石头上读书没什么区别。不管一本书的作者是多么伟大的人,我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对话者。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他哪些地方说对了,哪些地方不对。读书有助于思考问题,所以才读书。一旦产生了思想,就把书忘了。如果是无助于思想的书就不读了,没功夫读,我是个劳动者,要先考虑劳动。当然,在少年儿童时候,还没有学会思想和劳动,书大概就算是趣味和娱乐了。

　　一、《三国演义》看的次数最多

　　在“WG”期间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好像那时人人都看书,可能是因为生活太贫乏。能看到的书,和现在没法比,许多书由于政治理由而不让看。但是,对于小孩来说,马马虎虎也够看的。家里本来有很多书,“WG”期间被抄走一大半。记得人人都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红岩》等革命小说。《红岩》很好看。还有一类就是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当时没有禁。我看得最多的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最早看《红楼梦》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三国演义》看的时间更早些。看完一遍以后,还想看,又看一遍,看完了又想再看一遍,这样,《红楼梦》大概看了六七遍,《三国演义》大概看了二十多遍。当时在学写格律诗词,所以经常看看《红楼梦》里面的诗词。当时眼光不行,以为《红楼梦》的诗词和唐诗宋词等古典诗词水平好像差不太多,中学时才看出《红楼梦》诗词其实比较一般,华丽有余,意境不够,文胜其质。就几乎不再看《红楼梦》了。至于《水浒》和《西游记》。《西游记》好长时间才断断续续的看完,看到一半就不想看了,千篇一律,妖怪都看混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许多年之后,看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比《西游记》有趣多了,唐僧是宣传家,唠里唠叨的。《水浒》倒是连贯看完了,但感觉一般,一些土匪抢来抢去的,杀人如麻又没有正当理由。相比之下最支持《三国演义》,场面宏大,计谋复杂,人物有智慧。对刘备集团没有兴趣,诸葛亮其实没有大智慧。从来都支持曹操以及曹操集团中的人物,还有其它各种相对次要的人物。曹操、司马懿、郭嘉、贾诩、邓艾、钟会、张辽、徐晃等人,这些人都是大气能成事的人。曹操打过一些败仗,那是因为他有创造力,胜仗打太多了,智者也有失误。诸葛亮胆小,所以失误少,但也没干成什么漂亮事。《三国演义》里有些小故事尤其有趣,例如秦宓答问,以《诗经》句子为典故巧妙回答关于天的问题,实在很强。此类智慧故事很多。

　　二、从文学到历史

　　上初中之后看《史记》。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史记》属于学术著作,我那时是把它当文学著作来看的,觉得《史记》比《三国演义》更丰富,更加波澜壮阔,成王败寇,英雄一批批死去,不是英雄的也一批批死去,都有理由。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之类都非常好看。

　　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名气最大,其实武艺不怎么高强,连秦始皇都打不过,他自己知道,所以开始向燕太子丹推荐了一个武功非常好的剑客去刺杀秦王,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他才去的,他很怕,但为了兑现诺言而去死,所以悲壮。豫让的故事是刺客里最深刻的,最有思想意味。豫让多次跳槽,原先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办事,后来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十分赏识,以国士待之。智伯又被赵襄子剿灭,全族被杀,就他一个人逃亡。他要杀赵襄子报仇,第一次暗杀赵襄子被抓住了,赵襄子觉得豫让讲义气,把他放了。后来豫让把漆涂抹在脸上身上。伪装患有严重皮肤病,第二次暗杀又被赵襄子抓住了,赵襄子说:你以前也侍奉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灭了,你怎么不向智伯报仇反而投奔他呢? 豫让说,以前的几个主人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行为回报他们,智伯以国士待我,把我看作杰出人才,我就以杰出人才的行为回报他。赵襄子说,我因为你讲义气饶恕过你,也是对你有恩了,你又怎样解决问题呢? 豫让的解决是,要求赵襄脱下衣服,让他用剑刺衣,表示已经为智伯报仇,也算是回报赵襄子的宽恕,但这样的做法毕竟不是真的报仇,于是豫让以自杀作为最后的解决。当时就觉得这个解决非常诡异又非常深刻,后来在《论可能生活》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除了史记之类,也读一些国外的小说。当时图书馆已经被封了,但如果有熟人的话,还是可以拿书看。我有一个亲戚在图书馆工作,所以看了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之类的。西方小说更会写人,尤其是心理描写,精神反思深刻,是中国小说远远不及的,但有些太罗嗦,俄国小说就看得不耐烦。在外国作家中,最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先看了朱生豪的译本,后来又看了方平的译本。据说方平的译本更准确,但朱生豪文笔太好了,似乎更传神,更有气氛。大学时找来英文本看过几段,古英文读起来太费力,就算了,那时已经对文学作品没有热情了。

　　三、康德激发了哲学兴趣

　　1978年上大学之后文学看得不多,应该说很少。也看了一些现代作品。博尔赫兹的都很好,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一些中短篇也很好,还有卡森•麦克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很动人,前几年又出过她的《心是孤独的猎人》。还有迪伦•马特的非标准侦探小说,看起来在写案件,实际上在写人性。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也喜欢。后来认识了艾柯,于是读了他的《玫瑰之名》。这本小说太有名,人人见了他就要说这本书,艾柯好像比较烦,他更喜欢谈论学术而不是小说。不过我问他书里的毒药,类似中国传说的迷魂药,这他喜欢说,他说是一个化学家给的货真价实的配方,后来考虑到留着配方可能有点违法乱纪,就给烧了。国内作家的作品看得少,一时想不起来了,不过刘恒的《四条汉子》很有趣,这我记得。还读过王朔的《无知者无畏》,里面关于大众文化的分析令人佩服,像王朔这样全都是实话的书恐怕世所罕见。

　　因为学哲学做哲学,所以主要看的是哲学的书。读真正的哲学书是在大学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始的,蓝公武的文言译本,开始看不太懂,但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它讨论分析问题,而不是告诉人一些可以背诵的据说是“原理”的东西。哲学原来是讨论问题的,这个发现对我是个觉悟。由此知道了那些原理和所谓哲理为什么都看不下去,那些原理和哲理都想充当标准答案,假如真是标准答案和真理,那还想什么? 思想就不再需要了,人人都该歇着了,脑子也就废了。意识形态和宗教都希望人们不再思考,只想让人们去相信和背诵,这我就不乐意了。当我发现哲学其实是在讨论问题,就知道有事可做了。当时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字面上看不懂,而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分析而不是那样分析。我们班的盛晓明同学帮了我很大的忙,他的康德读得好,听他解说康德,感觉懂了。一旦搞清楚问题和目的,书就好读了。接着又读了康德其他的著作如《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之类的。后来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路,就不同意康德理论了,但始终对康德充满敬意。

　　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里没什么钱买书,也没有书架,书就堆地上,也没有什么书房。但这对思考问题没有影响,思考就是思考。现在留下来的旧书不多了,有一些后来发现对研究工作没什么用的被当做废品卖掉了,书已经淘汰好几轮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图书,只好淘汰一些书,把用得着的书剩下来。在有钱买书之前,主要是借图书馆的书看,尤其是英文版的专业书。1985 年到1993年左右,由于研究的是西学,就很少读中国书,都是在社科院图书馆借英文书读,其中维特根斯坦读得最多,至今对《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保持敬意。康德、胡塞尔以及别的也读得一些。后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又重新读中国书,好像与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有关,这本书读了许多遍,真是好书。近些年来读得多的是《尚书》、各种《春秋》、《礼记》、《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仪礼》以及先秦诸子之类。年轻时候以为孔孟的书是最好的国学,后来发现管子、荀子、商鞅、韩非甚至吕不韦所讨论的问题比孔孟丰富多了,孔孟思路其实很狭隘的。当然,最好的还是《尚书》。

　　读书也是一种劳动,而不是享乐。读书就是与书中思想进行对话,和作者一起讨论分析问题,不仅要提出自己的论证,还要提作者想下一步的反论以便反驳自己,问题越难就越有兴趣,当然也就变成了艰苦的劳动。由于哲学问题都是几乎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难题,所以最适合成为劳动对象。不过如果是想读本能够休息的书,可能会选择读非常荒谬的书,但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假如荒谬又认真,就恐怖了。我有一本这样的好书,叫《这本书叫什么》,其中有许多逻辑推论的笑话。奇怪的是,这本书如此有趣,却一直没有看到再版。我的书都是能够买得到的或者借得到的,没有什么孤本古本之类,稀奇的书也许珍贵,但对于我的工作没有意义。对于我,书只是途径和手段,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书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玩的。

　　有些好书是师长和朋友们送的。李泽厚老师给过我许多本书,不过我最喜欢的他的几本思想史是自己买的。艾科也送过我几本书,我和艾科都是欧盟跨文化研究院的成员,他是学术主席,送我的都是学术书,没送《玫瑰之名》。哈贝马斯也送我几本书,我与他关于他的交往理论有过讨论,我说他的理论在逻辑上少了一个环节,所以会有困难,需要把这个环节加上,这样他的理论就不得不有大的改动,不过他仍然坚持认为他的理论足够有效,应该说得过去。这说起来话长,就不说了,总之他说得高兴,就送了我几本书,包括有Between Facts andNorms和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他不能读中文书,于是我送了他一张漫画,画的是他的交往理论的笑话,我看他挺高兴的。法国公使郁白先生是汉学家,送了我一本中文版的《悲秋》,是研究中国文学与思想的,很有中国功力,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