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王庄的晨雾
作者：赵同
叶凡又一次敲开了程林里那扇漆皮剥落的房门。
张世凤将他让进屋，屋里还是老样子。白炽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勉强照亮狭小的空间。她示意叶凡坐下，自己转身去倒水。那只印着红色牡丹花的搪瓷缸子被轻轻放在他面前，热气袅袅升起。
“上次说到哪儿了？”她在他对面坐下，双手拢在膝上，眼神平静地望过来。
“说到大伯小时候，在大王庄，第一次听见琴声。”叶凡按下录音笔，轻声提示。
“对，大王庄。”张世凤点了点头，目光掠过叶凡肩上沉甸甸的琴袋，仿佛透过它看见了别的什么。她沉默了片刻，像是在从记忆那口深井里，再次打起一桶水。那水浑浊，沉淀着时间的泥沙，需要静置片刻才能看清。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路灯的光晕透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仿佛时光本身在抚摸她的皱纹。
“大王庄那会儿，不是现在这样。”她开口了，声音平缓而清晰，“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平房，灰瓦顶，土坯墙，一家挨着一家，胡同窄得像肠子，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下雨天，泥浆能没到脚脖子。你大爷家住在最里头，门牌号我都记得，大王庄三条九号。是个巴掌大的小院，其实就三间正房，住了满满一大家子人。”
“您去过？”
“去过一次，结婚前。后来就拆了，临时搬到李公楼了。”她顿了顿，“但听你大爷说过很多次。他记得清楚，像刻在脑子里。尤其是五岁那年的早晨。”
晨雾像熬得过头的米汤，又像扯碎的棉絮，从海河那边无声无息地漫过来，淹过大王庄低矮的、参差不齐的屋顶。瓦片上凝着一层白霜，在将明未明的天光里，泛着清冷的微光。五岁的李鹏程被尿憋醒，从热被窝里钻出来。炕那头，弟弟妹妹们还蜷在一起熟睡。他趿拉着那双露了大拇趾的破布鞋，摸索着穿过黑暗的屋子，走到院子角落那个用木板和席子围起来的茅房。
茅房简陋，木板缝隙很大，能看见外面自家种的那点菜，白菜还包着心，蒙着一层白霜。他尿完，抖了抖，提上补丁摞补丁的裤子往回走。清晨的寒气让他打了个哆嗦。
然后，他听见了声音。
从大哥李鹏举那屋传出来的。吱吱呀呀，像是夏天树上的知了叫，但又不一样。更绵长，更……好听。像一根细细的丝线，在晨雾里颤巍巍地飘着，挠得他耳朵眼儿发痒。他蹑手蹑脚走过去，扒着门缝往里瞧。
屋里很暗，煤油灯还没吹熄，豆大的火苗不安分地跳动着，在墙壁上投下巨大摇曳的影子。大哥李鹏举坐在炕沿，腿上搁着一个模样奇怪的木头盒子，枣红色的，油亮亮的。盒子上架着一根直直的棍子，棍子底下绷着几根细线。大哥的手握着棍子，在线上来回拉。那奇妙的声音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哥，这是嘛？”他忍不住，推开门，探进半个脑袋。
李鹏举抬起头，二十岁的青年，在中学教外语，戴着圆框眼镜，斯文白净。他笑了笑，招招手：“进来，外头冷。这叫小提琴，西洋乐器。”
“能让我摸摸吗？”
“现在不行，弦紧，怕你手嫩，弄断了。”李鹏举把琴小心地放回琴盒，招手让他到跟前，“摸摸盒子吧。”
木盒子光滑冰凉，上面有漂亮的水波纹路。李鹏程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摸着，不敢用力，怕摸坏了。
“这是哪来的？”
“学校借的。教音乐的陈老师回上海探亲，琴暂时放我这儿保管。”李鹏举揉了揉弟弟刺猬般的短发，“想学吗？”
李鹏程用力点头，点得像小鸡啄米。
“那你得先长大。这琴啊，得胳膊够长，手指够有力气才行。”李鹏举站起来，重新拿起琴，“来，哥给你拉一段，你听听。”
他重新架好琴，下巴轻轻抵住琴托——那琴托是旧的，皮革已经磨损。右手持弓，悬在琴弦上方。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弓子落了下去。
第一个音符流泻出来的瞬间，李鹏程愣住了。
那不是知了声。那是……他说不上来。像早晨屋檐下融化的冰凌滴水，叮咚一声；又像是隔壁王奶奶纺车转动时，棉线拉长的嗡嗡声；还有点像他模糊记忆里，亲生母亲哼过的、早已记不清调子的摇篮曲。声音颤着，在晨雾弥漫的、清冷的屋子里盘旋，撞到糊着旧报纸的土坯墙，又软软地弹回来，和原来的声音叠在一起，生出更多的回响。
李鹏举拉的是《渔光曲》。简单的旋律，但对于一个五岁、从未真正听过音乐的孩童来说，已经足够构成一个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世界。他站在那里，赤着脚，忘了冷，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屏住了。直到最后一个音符如同游丝般消散在空气里，余音似乎还在房梁间缠绕不去。
“好听吗？”李鹏举问。
李鹏程说不出话，只是拼命点头。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得像两颗骤然被擦亮的星星。
“那就记住这声音。”大哥说，语气温和而郑重，“等你能学了，哥教你。”
从那天起，李鹏程的生活里多了一桩雷打不动的事：每天早晨，只要听见大哥屋里有琴声响起，不管在干什么，他都会立刻放下，蹑手蹑脚跑过去，扒着门缝听。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深夜。他记住了那些旋律的轮廓，虽然不知道名字，但能在心里笨拙地哼出来。那声音像一束光，照亮了他贫瘠灰暗的童年。
但他没有琴。大哥那琴是借的，半年后陈老师回来，就还了回去。家里也绝不可能给他买——父亲在街道副食店当会计，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毛，要养活一大家子九口人：父亲，继母王氏，大哥，大姐，他，还有后来继母生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九张嘴，挤在三间低矮的平房里，日子紧巴得能拧出水来。
1957年，他八岁。继母生了三弟，家里更挤了。他的铺盖从屋里挪到了过道——用两块不知哪捡来的旧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铺上已经板结发硬的旧褥子，就是他的床。过道窄，放不下柜子，他仅有的两身换洗衣服，就叠放在枕头边。冬天，穿堂风像刀子，他得把脑袋蒙在被子里才能睡着。夜里，能听见隔壁邻居家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能闻见木板搭的茅房飘来的、经年不散的气味。
但也是在那年，大哥用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把二手小提琴。琴身上有个模糊的“鹦鹉”商标，琴身有裂纹，用鱼胶仔细粘补过。不贵，九块钱。大哥把琴递给他时说：“鹏程，这把给你。等哥攒够了钱，再买把好的。这把旧的，你先练着手。”
李鹏程接过琴时，手抖得厉害。琴很旧，漆掉了许多，指板上有深深的指痕，是上一个主人留下的印记。但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世界上最珍贵、最漂亮的宝贝。
他没有地方练琴。屋里太小，弟弟妹妹要睡觉。院子里也不行，左邻右舍挨得太近，琴声一响，准有人开窗骂街。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地方：胡同口的电线杆底下。那里有盏路灯，昏黄的光，夏天蚊子成群，冬天寒风刺骨。但空间够，晚上九点以后，邻居们都睡下了，他可以蹑手蹑脚溜出来，练上一会儿。
继母王氏，默默给他缝了一个琴套，用的是家里一条旧床单改的，蓝白条纹。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破棉絮，垫在琴盒里。“别磕着碰着。”她说话声音总是很轻，低着头，手里永远有忙不完的活计：补袜子，纳鞋底，择野菜，糊火柴盒。她是个典型的山东女人，逃荒来的天津，个子不高，身形瘦小，话少，手脚却麻利得惊人。
王氏嫁过来时，李鹏程的生母刚过世半年。街坊邻居私下都说，后妈难当，尤其前头还有三个半大孩子。但王氏从没打过骂过他们，饭桌上，总是先给三个大的夹菜，然后才轮到自己亲生的。李鹏程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王氏守了他整整一夜，用湿毛巾一遍遍给他敷额头，隔一会儿就换一次。天快亮时，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继母趴在炕沿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已经温热的毛巾。
“你王奶奶（李鹏程的继母）是个好人。”张世凤在昏黄的灯光下说，声音平静，“你大伯总念叨，没有他继母，他长不大。更别说学琴了。那时候穷，吃都吃不饱，谁还顾得上这个。可继母从来没说过‘别拉了，不当吃不当喝’这种话。”
她站起身，走到那个老旧发黄的冰箱前，拿出馒头和剩菜。“在我这儿吃吧。没什么好的，就馒头，剩的熬白菜。”
叶凡本想拒绝，但看见她已经动作起来，便点了点头。
晚饭简单到近乎寒素：两个戗面馒头，一碗中午剩下的熬白菜——白菜熬得稀烂，几乎看不见油星，只有几粒花椒飘在上面。还有一小碟自家腌的萝卜咸菜，切得细细的。张世凤把白菜热了，端上桌。又拿出两个碗，盛了两碗稀薄的小米粥，粥汤清得能照见碗底的花纹。
他们面对面坐着吃饭。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咀嚼馒头的声音和筷子偶尔碰到碗边的轻响。叶凡吃着馒头——是那种老面馒头，扎实，有嚼劲，带着淡淡的碱味儿，需要仔细咀嚼才能下咽。白菜虽然寡淡，但热乎乎的，吃下去胃里泛起一丝暖意。
“你大伯就爱吃这种馒头。”张世凤咬了一口，慢慢嚼着，眼神又有些飘远，“他说，小时候家里蒸馒头，一掀开那口大柴锅的木头锅盖，白花花的热气‘呼’地扑一脸，那麦子的香味儿，能记一辈子。那时候觉得，世上最好闻的味儿，就是刚出笼的馒头香。”
她顿了顿，咽下口中的食物，声音低了些：“后来他长到十三岁，那件事……就发生了。为了一把琴。”
1962年冬天，那是众所周知的艰难年份。
粮食定量，副食稀缺，人人都觉得饿。李鹏程十三岁，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每天肚子里像有个空洞，怎么填也填不满。学校下午常常没课，他就和同学去郊外挖野菜，捋榆钱，捡地里收割后遗落的薯根。运气好能找到些马齿苋、灰灰菜，拿回家，继母用水焯了，拌上一点点珍贵的盐和酱油，就是一道能下饭的菜。
一个周六下午，他和同学闲逛到委托商店——那时候叫“信托商店”，卖各种二手货的地方。他们没钱买，就是看，过过眼瘾。看那些可望不可即的东西：旧自行车，旧收音机，旧手表，旧皮箱。在柜台最里面的角落，他看见了它。
一把小提琴。
挂在玻璃柜台后面的墙上，深棕色的琴身在店内昏暗的光线下，幽幽地泛着光。琴头雕刻着简洁的纹路，弦轴是普通的木料。琴弓单独放在一个狭长的盒子里，马尾毛有些稀疏但还算整齐。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标签，用钢笔写着：“天津鹦鹉，35元”。
三十五元。
李鹏程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父亲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大哥教书，一个月五十六块。这把琴，几乎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他像被钉在了原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同学不耐烦地拉他走。回到家，他脑子里全是那把琴的样子：流畅的曲线，深沉的色泽，琴头上那只模糊却清晰的鹦鹉标志。晚上睡觉，他梦见自己抱着那把琴，站在一个光芒四射的舞台上演奏，台下坐满了安静聆听的人。
但他知道，这不可能。家里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给他买琴。大哥那把旧“鹦鹉”已经够用了，虽然音色发干，虽然琴颈因为受潮有点弯。
然而，欲望的种子一旦落下，就会在心底最贫瘠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他开始想方设法攒钱。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攒钱？他没有收入。
他捡废铁——那时候全民大炼钢铁虽已过去，但废铁依然能卖钱。一公斤废铁三分钱。他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眼睛就像扫帚，在地上仔细搜寻：生锈的铁钉，断裂的铁丝，破损的铁皮，甚至半截旧钥匙。捡到了，就宝贝似的装进书包。攒一个星期，能攒两三斤，拿到废品站，换回皱巴巴的一毛钱。
他还糊纸盒。街道工厂发外活儿，糊一百个药盒，给五分钱。他把材料领回家，晚上就在过道里，借着胡同口路灯透过窗户的那点微光，刷浆糊，折纸板。手指常常被黏糊糊的浆糊粘住，撕开时扯掉一层皮，生疼。糊到深夜，困得眼皮打架，头一下一下往下磕，但想想墙上那把琴，咬咬牙，又继续。
最难的一次，是粮店卸车。粮店新到了十吨面粉，需要人力从卡车上卸下来，搬到仓库。招临时工，卸一袋给一分钱。李鹏程去了，谎报年龄说自己十六岁。管事的打量着他瘦小单薄的身板，满脸不信：“你这小体格，扛得动吗？一袋五十斤呢！”
“扛得动！”他挺起瘦弱的胸膛。
或许是缺人，管事的还是让他上了。
面粉袋压在肩上，像一座沉甸甸的小山。他咬着牙，憋着一口气，从高高的卡车挡板边，踉跄着扛下来，一步一步挪向几十米外的仓库，码好。一袋，又一袋。汗水很快湿透了补丁摞补丁的褂子，流进眼睛，又涩又疼。后背的衣衫湿了又干，结了白花花的盐渍。扛到第三十袋时，他腿一软，膝盖磕在了地上，面粉袋差点砸到脚。管事的在远处骂：“不行就滚蛋！别耽误事儿！”
他一声不吭，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抹一把脸上的汗，继续扛。
那天下午，他咬着牙扛了八十袋。挣了八毛钱。手心里磨出了好几个血泡，晚上回家时，血泡破了，流血流脓，粘在衣服上。继母王氏看见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打来一盆热水，让他泡手。然后用针在煤油灯的火苗上烧一下，小心地给他挑破水泡，涂上紫药水。紫药水涂在破皮的伤口上，刺痛钻心，但他紧紧抿着嘴，没吭一声。
“疼吗？”继母低声问。
他摇摇头。
王氏轻轻叹了口气，用粗糙但温暖的手摸了摸他汗湿的头发。“傻孩子。”
就这样，一分，一毛，像燕子衔泥般积攒。捡废铁卖了四块二，糊纸盒挣了三块八，卸车挣了八毛。还有其他零零碎碎：帮邻居跑腿买趟东西，夏天卖过几天冰棍，冬天去煤厂捡过煤核……到了1963年春天，他攒下了十一块五毛三分。
还差二十三块多。
绝望像冰冷的潮水，渐渐漫上来。照这个速度，他还要攒很久。很久以后，那把琴可能早就不在了，或者，他这点微薄的希望，早被日复一日的困苦磨灭了。
转机并没有出现。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把挂在委托商店墙上的琴，成了李鹏程心头一根柔软的刺。他几乎每周都要绕路去那家店，隔着玻璃，看上几眼。琴还在那里，深棕色的琴身，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个沉默的、遥远的梦。标签上的“35元”数字，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大哥李鹏举结婚了，婚礼简单而热闹。大哥用新买的小提琴和会弹风琴的新嫂子合奏。李鹏程在台下听着，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他为大哥高兴，却也感到那把自己渴望的琴，似乎离自己更远了。大哥有了新的生活，新的责任，那把他曾许诺的“更好的琴”，在现实的重压下，变得缥缈起来。
婚礼后，李鹏程依旧去委托商店。一个春天的下午，他再次站在那个熟悉的柜台前。琴还在。他隔着玻璃，仔细地看着它：琴身上有一道极其细微的木纹，在某个角度会泛出柔和的光泽；琴头旋首的曲线优雅而克制；琴弦紧绷着，仿佛随时准备歌唱。他想象着手指按在指板上的触感，下巴抵住琴托的踏实，琴弓划过琴弦时那清亮的振动。
他站了很久，久到售货员——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都注意到了他。老头从老花镜上方看了他几眼，没说话，继续整理着手中的票据。
李鹏程的手伸进口袋，紧紧攥着那个洗得发白的手绢包。里面是他全部的积蓄，十一块五毛三分。钱被他的体温焐得发热，汗湿了。
终于，他深吸一口气，转过身，离开了商店。
春天的阳光很好，暖洋洋地照在街道上。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响，像是无数细碎的掌声。但他听不见。他低着头，慢慢地走着，怀里的手绢包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沉的是它代表的艰辛，轻的是它面对那个“35元”标签时的无力。
回到家，继母王氏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又去看琴了？”
他点点头，没说话。
王氏沉默了一会儿，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攒着吧，”她的声音很低，却很清晰，“日子长着呢。琴在那儿，跑不了。钱，一点点攒，总能攒够。”
李鹏程抬起头，看着继母被岁月和生活打磨得粗糙却平和的脸。她的眼睛里没有安慰的空话，只有一种认命般的、坚韧的温柔。
那天晚上，夜色深沉后，他依旧溜到胡同口的路灯下。
打开大哥给的旧琴盒，取出那把有裂纹的小提琴。琴弓擦上松香，金色的粉末在昏黄的灯光下飞舞。他架好琴，下巴抵住那个用旧皮鞋底改的琴托。
弓子落在弦上。
声音依旧是干的，有点哑，琴颈的弯曲让高音区总是微微走调。但今晚，他拉得格外用力，格外专注。简单的音阶，重复的练习曲。琴声在空旷的胡同口飘荡，撞在斑驳的砖墙上，又折回来。
他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拉的不是手中这把旧的、有瑕疵的琴，而是委托商店玻璃后面那把深棕色的、崭新的“鹦鹉”琴。他想象那清亮扎实的音色，想象手指按在笔直指板上的准确触感，想象琴身共鸣时那饱满的振动。
他就这么拉着，直到手指尖传来清晰的刺痛，直到邻居的窗户又一次被不耐烦地推开。
收琴的时候，他的动作格外轻柔。把琴放回琴盒，扣好搭扣。然后抱着琴盒，慢慢走回家。
躺在那张过道的木板床上，琴盒放在枕头边。他没有立刻睡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被路灯映出的、晃动的水影光斑。窗外传来远处火车隐约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
那把深棕色的琴，还挂在委托商店的墙上。
三十五元。
他还差二十三块多。
但继母说得对，日子长着呢。琴在那儿，跑不了。
他会继续捡废铁，继续糊纸盒，继续扛面粉袋。一分，一毛，像蚂蚁搬运食物，像春蚕咀嚼桑叶。总有一天，他会攒够那个数字。总有一天，他会再次走进那家商店，把那个洗得发白、装满了零钱的手绢包，放在玻璃柜台上。
总有一天。
作者：赵同
自在之心，不拘一格，比上不足，兴之所至。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乐于折腾，即是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