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我们阐述了孙中山对“宗族-民族”的解决方案，其中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实现“对内压榨转换成对外扩张”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管愿不愿意，海外华人都将选择“团结对外”的道路。

汉历2360年（-338年），姬哥商鞅兵败身亡，被拉去车裂，虽然死相难看，但他留给秦国统治者的财富和秦国普通百姓的灾难，却延续一百多年之久，甚至深深影响华夏民族的走向。

商鞅变法，中国古代史最彻底最成功的改革。这个变法的两个方向:停止内耗、对外扩张，具体表现在严禁斗欧、重农抑商、军功制度。他的驭民之术不讲人性，可设计的道路却无国能敌。

到了21世纪，这种赤裸裸的驭民之术不适于海外的华人群体，在相对追求公民法治的社会里，我们要另辟蹊径去实现“化内耗为外卷”的华人族群目标，同时也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潮流。

当今世界的趋势和潮流是什么呢？是公民法治。国家的主人是谁？是纳税的公民，而法治的主要管理对象是谁？其实应该是“不事生产的公务员”。民族认同的前提不是大而泛的口号，而是小而精的个体和行为。

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40余年，期间是屡败屡战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认同、民权制度、民生保障。作为精英，他能够体恤民情，将“人民公仆”的理念贯彻到底。

“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需要“公民”这个具象化的个体词汇去支撑，所谓“人民公仆”也就是“公民政治”。唯有每一个公民都清楚自己的纳税义务以及权利，才能驱使公务员、政府更好地成长进步。

在香港的电影电视剧中，经常出现过的类似台词是：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对于公民提出的这句话，执法者在心理上都会受到牵制因为在讲究法治的社会里，公民人人平等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经济、文化延伸出的政治效果。

同理，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区里，越是中产者，公民的身份意识就越是强烈。例如2020年美国的“零元购”盛行下，处在芝加哥的唐人街出现了持枪华人在站岗交通要道，“枪友会”的成员们震慑了想来抢劫商铺的暴徒。

“枪友会”的成员们秉持的一个精神是“不惹事更不怕事”，并且致力于改变华人“软弱可欺”的形象。从“枪友会”的会费、课程、活动等方面分析可看出，成员普遍都是中产阶层，拥有一定财富以及房屋、店铺等中产标配。

为何是华人中产者会成为这样的中坚力量呢？其实放在世界都是通用的道理，拥有一定固定资产以及现金财富的人群，其流动性是最低，也意味着自身利益与当地的社会安全是正相关挂钩的。

中产不像大富豪，资产可以全球流动，也不像低收入者能够随时拎包就走，他们卡在中间，构成了社会最稳定的基石，扮演着上下层社会沟通的渠道和桥梁。也就能说明，海外华人团结的中坚力量，中产者是天然的优质选择。

中产阶层的数量越多，就越有团结的经济基础，也就越有公民政治的意识和文化氛围，那么海外华人在内部的压榨的成本也会越高。当压榨和外卷比达到某种临界值时，族群的外卷则必然是收益远高于成本的唯一选择。

借口无非是“偷税漏税，违法经营”，对华商的打击尤其是以浙江、福建籍的华商为主，这些华商的通病在于只顾经商、不问政事，同时圈子封闭，不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每逢出现社会动乱，就是最好的靶子。

不过有所改变的是，在西班牙的华人族群已经开始了融入社会的步伐，华人入职西班牙政府，同时当地华商出钱出力，背靠中国大陆政府的支持，也在逐渐改善当地华人的境况。

例如在新加坡有一个专门拯救诈骗集团无辜成员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反诈组织（简称：Gaso），这个组织的成员普遍是被电信诈骗荼毒过的年青人，他们要拯救的对象是那些被诈骗集团非法扣押的成员。

这个组织的成员基本是华人，普遍是20-35岁这个年龄段，里面有个成员的话也代表着该组织的理念:因为我是受害者，我更需要对抗这个诈骗集团以及竭尽所能地解救被囚禁的受害者。这就是非政府组织形式的良好影响。

同时，一致对外的收益也会越高，这就是良好的内循环效应，这种内循环效应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改变，因为原因很简单，当整个族群的个体都自发地去做收益高的事情时，也会形成这样的“路径依赖”。

  综上所述，从普通的个体而言，海外华人要逐渐团结起来的唯一路径就是要不断地强化自己所在国家的公民意识，要想方设法提高自己以及同胞的公民参政水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构起华人团结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