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女性文学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带有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的文学作品。
女性作家涉足创作，不管有意识无意识，自觉不自觉，都不可能不投入一定的主体色彩，因而也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意识的文学与女性书写的文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但女性文学在其发展进步的过程之中，确有内涵与外延上的不断演进与深化。就总体风貌而言，当代的女性文学比之现代时期的女性文学，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在诸如女性身份的性别强调，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的欲望表达等方面，当代女性写作比现代女性写作都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显豁。
如在女性意识的认知与把握上，现代的女性作家借助于挪威剧作家易ト生笔下的“娜拉”，塑造了无数个中国式的“娜拉”形象。她们在父权和夫权的双重挤压下，或难以觅得幸福或终于离家出走，其人生的契机与命运的转折，都在于能否和怎样迈出父家与夫家的两重“家门”。这里的“家门”，事实上也成为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的象征。
而在新一代女性作家的笔下，也有这样那样的有关“门”的意象描写，但那已不再是父辈与夫家的“家门”，而是象征女性自身欲望的开启与闭合以及个人命运的起承与转合的“玫瑰门”（铁凝的小说）；是在渴求自由走向幽闭、希望沟通又需要遮蔽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的“凡墙都是门”（陈染的小说）。在这里，女性要冲破的，要走出的，不仅有外在的藩篱，更有内在的桎梏。
这种由“外”向“内”的视点位移，使女性文学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的革故鼎新。于是，在她们的笔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些在过去的作品中并不多见的女性形象：投身于爱情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的“金谷巷的女孩儿”（王安忆的《荒山之恋》），以不变的生活方式在多变的都市社会中坚韧地活着的王琦瑶（王安忆的《长恨歌》），挣脱无爱的婚姻束缚毅然决然地爱其所爱的水虹（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因求爱向善屡屡受挫最终走向愤世和恶俗的司绮纹（铁凝的《玫瑰门》），在性爱的自我体验中陶醉又在欲望的自我放纵中迷失的多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因情场失恋和为人内向蜗守居室在孤独中暗自神伤的黛二小姐（陈染的《无处告别》）… 这些绰约多姿又姚黄魏紫的女性形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有力地更新着其中已有的女性形象，而且以对身心本相的立体透视和生存境况的内在揭示，使文学中的女性世界成为现实中的女性世界察往知来又钩玄提要的艺术缩影。
第二，与这种题旨内蕴上的本色化相适应，新一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也进而走向个人化。
女作家与个人化似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
总之，与男性写作明显有别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禀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
第三，文学作为社会与人生的随行物，其创作与欣赏都必然与时代变动和社会演进相联系。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个人化”写作，绝非来自文学创作者单方面的原因，那是社会生活开始重视个体的人和个体的人进而觉醒在文学上的必然折射。
改革开放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是主体的人的逐步确立和个体的人的不断凸现，这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生活的内在调整。
对于社会生活的如许变动，女性作家远比男性作家敏感，当许多男性作家还沉溺在“我们”的群体立场摹写社会风云时，许多女性作家却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恣意表现出来。
女性作家又于善讲故事，敏于感觉，长于情的文学技艺，使她们的作品动人殊切又感人至深，从而把“个人化叙事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推向了极致，使“个人化”文学创作由个体的自出机杼而达到整体的花样翻新，而这又恰巧适应了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多的读者渴望心灵慰藉的审美需要。
因为个人的各各有别和个性的姚黄魏紫，个人化也必然带来多样化就当前最为活跃的一些女作家的创作来看，她们各以日渐充分的个性化写作，使女性写作在整体格局上愈来愈丰富多彩。因此，在当今中国文坛，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越来越惹人眼目，几乎擎起文坛“半边天”。其特点可以总结为：一是看取生活时带有平民色彩的个性化视角；二是由清醒与怀疑的多重因素混合而成的冷峻叙事；三是把游戏性的因素带入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给文学减负增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