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之隐，各有缘由。隐者中有为个体之因，受情物所困，挣脱而隐，其心甚茫；有为社会大因，避恶抑邪，决然而隐，其心甚明；亦有自认看破红尘，放下世情，欲逃俗界，其心甚逸；还有等等之因、之态、之状。为社会大因，归隐者中又不乏明智慧心，才情横溢，撰书立学之名士，愈引发人们探究之兴致。
自有一点超然物外的天性；因天性使然，便自有了一点“隐”之情结，故在不经意间便对“隐者”的生存形态及心境多了几分思索与寻究。才智甚高，且具盛名之士，倘若身处黑弊暗世，当政者无道，又欲将其揽之麾下，为其保驾效力。若他们选择了出仕晋爵之途与时弊同流合污，依附了便有望攀得高位，揽得重权，尽享荣华。而他们未听命顺从，随污进浊，却以避世之态抵御黑暗，承受着执政者的不容与沉压。他们才智非凡，情怀高远，傲然于世。他们所具备的品质，有着大善的准则，大美的意境，罕而优。他们是社会中向正德、向善美的积极因子。这样醒世独立的隐者，可谓勇士，千古流芳。倘若他们生活在一个昌明之世，以他们的高品卓才，谁又能说，他们不会在治国理政或文哲之域有一番大作为，成为国之栋梁呢？
再言，倘若具备真才卓识之人，又处在社会正向有序的变革发展进程中，从政者及社会中难免有弊端陋习，为满足所谓自我品性的高洁，便拂袖隐去了。我以为，他们纵使再才华横溢，再身洁品高，这一“隐”便成了社会发展的消极因子。他们虽满足了自身的精神灵欲之需求，却放下了对家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他们所谓独立人格的骨子里过于自我了。这类隐者，他们选择遗世独立的生活形态，虽不便指责，但缺乏了大爱，让人惜之，不值过赞。极可能他们若未隐，其卓识才华也未能得以尽展，但只要行之了，就有憾而无愧了。倘若，没有那些献身社会的高卓之人，又何谈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世间既有隐之名士，却也不乏忘我之大家，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敬赞的。孔子曾曰：“古之士者，国有道则尽忠以辅之，国无道则退身以避之。”此言极是，选择“归隐”与“入世”，我以为，绝不能随一己私愿而定之。我们现正处在复兴中华，变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需要卓越的有识之士，奉献其才智，贡献其心力，勇于创造践行的时代，若选择了归隐、逍遥，那不是大道。
再多言，那些身在权位之中，却有“意隐”之为的人，则应唾之弃之。这等人士，他们将会在“意”中逍遥，“行”中敷衍，确确成为了有碍社会发展的阻力因子。隐者中亦有那些有点小才情，不愿随世俗，遵规界，舍得下世间情与责，乐得自我逍遥之隐者。这般逍遥，那可不是乐意者即能为之的，更何况逍遥之中不可能尽是逸乐，必有苦衷……还有等等之因、之态、之状，不一一赘述。
总而言之，隐者均为避世之人，历代皆有，形态种种，释解亦种种。如白居易的“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解，广为人知；另有“彻隐”、“约隐”、“意隐”等等。隐者群体庞杂，个体差异甚大，其社会属性确难以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