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的日渐衰老，我的记忆力早已大不如前。我常常转眼就忘记自己本来要做些什么，然后看着自己手中的东西或是窗外的风景发呆。但是有些事情我却难以忘记，一些只要经历过就永难忘记的往事。
我的妻子早已离我而去，我的子女也先于我去追寻他们的母亲。作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却依然健健康康——当然除了那正在衰退的记忆力——几乎每年我还会去参加纪念胜利日的游行。他们称我是人瑞，是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什么鬼玩意儿，但我却深深自问，在过去的那场大战里，我可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不！每当我想起那些为了自由和正义而牺牲的朋友们，我就知道自己不过是个苟延残喘的懦夫而已。
啊！我多么想再次回到那些日子，再次努力去改变些什么。在这样的一次次自责和怀念中，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努力搜刮我那枯萎的脑细胞，把当年那些朋友们以及她们的事迹付诸笔端。我希望后来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们，能够记得她们。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又忘记先介绍自己了。看着窗外的树影在蓝天白云下婆娑摇曳，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年轻岁月。
噢，我叫路易斯·佩昂，特鲁瓦人。战争开始那年我刚二十来岁，从一家面点技校毕业，正打算去镇上我亲戚家的面包店帮工。
没想到战争就这样突如其来地爆发了，我和其他的法兰西同胞一样，深信马其诺防线的固若金汤，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和上次大战一般，把普鲁士佬们拖进绝境。却没成想我们的城堡如同沙筑，在如蝗虫一般的铁流面前不堪一击。
当德国人逼近巴黎时，我紧急应征入伍。训练了没有两天，我就背着步枪（只打了几发子弹），和我的部队一起往奥尔良赶去，试图在那里构筑第二道防线。
我亲眼目睹了那一片混乱和悲观，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们还能守住。军官们吓破了胆子，小兵们无人领导，乱糟糟得如同纷飞的苍蝇。最终，在我们赶到奥尔良前一天，我们被德国人赶上了。
我耻辱地未发一枪，就被上级命令缴械投降。我和同袍们就像一群鹅一样被赶到一起，乖乖地按德国人的命令走向临时战俘营。
在战俘营待了两三个月，等我终于醒悟过来，明白我们已经沦为亡国奴时，那位元帅（注1），那位被给予力挽狂澜希望的前民族英雄，在广播里宣布放弃了我们的自由。那一天许多人和我一样泣不成声，却又浑浑噩噩不知何去何从。我随后和其他人一样被释放出来，怀着悲痛和羞耻，回到了家里。
我妈妈对我的安然归来自然是激动万分。可是我看着她的笑容，却更加自责——如果我们每个战士都能多抵抗五分钟，说不定我们真能拦着匈奴的铁蹄（注2）。
接下来的日子恢复了安宁，除了镇上驻扎了德国佬外似乎并无不妥。我跑去亲戚家的面包房干了几天，结果遇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
阿尔方斯·德·维林，我的中学同学。他毕业后去了圣西尔（注3），我打那以后没再听说过他的消息。所以可想而知，我再次见到他是多么惊讶和兴奋。
在咖啡店的偏僻角落，他小声告诉了我他的来意。他加入了“自由法国组织”——由逃往海峡对面的那位戴高乐将军，号召建立的地下抵抗组织。现在因为只是草创，他们极度缺乏人手，于是德·维林来问我是否愿意加入。
我当然欣然接受，于是他成为了我的直接上级。打那以后，我跟着他还有其他的抵抗组织战友，出了好些差事。我们收集过各种敌人的情报，一一上报给总部；我们也破坏过一些敌人的装备或是通讯线路；而我更是参加了几次锄奸活动——我甚至亲手杀死了一个叛徒。
这样的行动干了快一年，41年初秋，我的上级德·维林找到我，说要和我谈谈。
“路易斯，有个任务——你先别急于表态接受——这是个很麻烦的工作。”
我那时心中毫无畏惧，于是径直问他任务是什么。他告诉我说：
“我们在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莱茵河畔琉森的地下网络，被德国人破获了。好在损失不大。现在我们需要个人去重建这个交通站。”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天之后，我就拖着一小箱衣物，踏上了去米卢斯的火车。
离开前，我发现妈妈似乎猜测到了我这一年干了些什么——妈妈们在孩子身上总是最为敏锐，不是吗？她就像古时斯巴达或者高卢勇士们的母亲一样，一言不发地为我打好了行李，然后在我嘴唇上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亲吻。
我就这样，兜里揣着假的身份证明（我们在警察局和民政局有自己人，做出来的身份证明完全无懈可击），怀着一点点忐忑和兴奋，向米卢斯驶去。
（注1）指一战英雄，二战国贼的贝当元帅。
（注2）这里是把把德国人比作匈奴。
（注3）指圣西尔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