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贴）
科学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产物，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信息公开基础上的自由讨论，人们相信存在凭语言可交流可达成共识的知识领域，以言行事既是追求科学之道也是追求合理政治之道。
@季燕江
引子
科学真的有一个起源吗？这有赖于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为“理性为自然立法”，把科学理解为“对自然现象有序而有系统的理解、描述和(或)解释”，那么科学就是起源于古希腊。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对事物本原的研究是从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鼎盛年约 585 BC)开始的。在泰勒斯之后, 还有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等,这些人一般称之为米利都学派。
劳埃德在《早期希腊科学》第一章中明确把希腊式的哲学-科学归结为特定政治生活的产物，他说：
米利都人的贡献的实质是，在人对于自然世界的态度中引进了新的批判精神，这应被视为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政治和法律环境下进行自由辩论和公开讨论这一进展的对应物，或者看作是这一进展的产物。
这并不是说希腊比所有古代文明更繁荣和稳定，
而是相反，那时整个希腊世界处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之中，...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 希腊城邦制度建立并得到巩固，新的政治意识发展起来，甚至广泛出现了各种宪制形式，从独裁到寡头政治到民主政治。...公民，不仅经常参与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且就政府的最佳类型这一重大问题展开积极的辩论。
劳埃德在把泰勒斯和梭伦(Solon, 于 594 BC 在雅典执政)的事业进行了对比之后，总结道:
他们两个人至少具有两个共同点。首先，两人都拒绝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加上超自然的权威性。 其次，两人都接受自由辩论以及信息公开的原则，以公开的信息为依据评判人与事。
这里信息公开与自由辩论就成为科学发展，政治昌明的必要条件。
早期希腊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这可以从另一位早期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看出。根据传统说法，赫拉克利特本人的地位是以弗所(Ephesus)祭司王王族继承人，但他把这个权利转让给他的兄弟。尽管他高傲地拒绝参与其城邦的政治生活，但他却支持那些贵族的事业,...
以弗所每个成人都应该吊死自己，把城邦留给未成年的少年统治...
这是赫拉克利特的一次情感爆发，原因是人民决定放逐他的一位贵族朋友赫尔莫多罗。他对人民动机的解释极其有趣，因为它表明，自民主制的最初岁月以来，反民主论点的手法就不曾改变过。
他们说：“我们中间不应有优秀的人；要是有谁出类拔萃的话，那就让他到别处，与别人为伍 吧！”[1]
爱智慧
对自然与合理政治问题的思考与公开辩论可看作是哲学[2]的起源。哲学(philosophy)就其希腊文，原意是爱智慧(philo 爱, sophy 智慧)，哲学为什么不干脆就是智慧，而是爱智慧呢？这里面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哲学的独特思考。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出现了几个公认的聪明人，号为七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泰勒斯和梭伦。
有这样一个故事[3]，据说渔夫在海里发现了一个三足鼎，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说:“谁将拥有这个三足鼎？阿波罗这样回答：给最有智慧的那个人。”
于是人们把它送给了泰勒斯，而泰勒斯又给了另一个人，如此这般，最后传到了梭伦手里，梭伦觉得神才是最有智慧的，于是把它敬献给了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则说是一只碗，上面写着: “把它送给通过智慧行善最多的人”。于是人们把它送给了泰勒斯, 然后传遍了所有的贤者, 最后又重新回到泰勒斯手上. 于是泰勒斯只好把它献祭给了阿波罗神。
阿波罗是太阳神, 在希腊神话中是智慧的象征. 而这只阿波罗送给智慧之人的礼物, 在所有贤者中传递, 竟没有一个人敢于接受. 这说明在古希腊人观念里人是缺乏智慧的(甚至是不可能达到智慧的), 只有神才真正配得上智慧之名.
关于“爱智慧”, 我们还可以看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就爱神(Eros)发出的一番高论. 苏格拉底说爱神是阿佛洛狄忒(女爱神)生日宴会上匮乏女神和丰饶神结合的后代, 后来成了阿佛洛狄忒的随从, 生性爱美. 爱神是丰饶神的儿子, 所以他擅长狩猎, 拥有使自己丰饶起来的能力, 但他又是匮乏女神的儿子, 所以他又时时处在匮乏的状态.
“爱智慧”体现了对智慧的追求, 人是无知的, 但人拥有追求智慧的能力, 并且这种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城邦与理性
那么人是通过什么来追求智慧的呢? 答案是理性, 即希腊人所说的逻各斯(Logos). 逻各斯的意思就是对话 (dialogue)。根据陈中梅译, 亚里士多德《诗学》附录中解释, Logos是常用的多义词, 包括:
1. 讲话, 话语; 2.故事, 叙述, 说明; 3.消息, 报告; 4.与事实相比较的话, 言语; 5.命令; 6.思考, 斟酌, 权衡; 7.意见, 观点; 8.原则, 道理; 9.原因, 理由; 10.作品的“中心内容”。
在公元前四世纪, logos还指“思考能力”或“说理能力”. 人和动物不同, 因为人有logos. 亚里士多德有时用logos指“定义”或阐明事物性质和特点 的语言. 前书pp200. 值得注意的是, 在希腊化时期, 当圣经翻译为希腊语时, 基督就被译为logos. 古希腊人对逻各斯的重视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古希腊人是生活在城邦(polis)里的.
古希腊城邦是小规 模的战士共同体, 雅典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在其全盛时期也只有4万名公民. 一般的城邦 能有几千名公民的就算大的了. 而称雄希腊世界几百年的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Battle of Leuctra, 371 BC)之前能够出战的已经不到1000名公民了[4]。
形象地说古希腊的城邦规模和今天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相仿, 所有的人都相互认识, 互相友爱（权且这么说吧）, 涉及城邦的大小事务大家一起讨论决定, 大部分公职是通过抽签来决定任命的, 比如苏格拉底就曾通过抽签就任雅典公民大会的议长. 城邦里的各种纠纷是通过诉讼解决的, 公民还需要去做陪审员. 于是就产生了古希腊才有的辩论, 辩论不同于一个人的沉思, 也不同于两个人的争执, 除了辩者双方外, 还需要听众和裁判, 两个人争论一番后是由听众决定谁的说法更可信, 更合理的.
以言词胜人的传统,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英雄时代,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5], 不仅善使枪矛, 而且也是口才出众的辩者. 辩论的会场, 和战场一样是英雄们“争取荣誉的地方”. 作为阿基里斯的私人教师, 福伊尼克斯负责教授辩说的技巧, 因为雄辩“使人出类拔萃”. 能谋善辩的奥德修斯受到全军的爱戴,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出众的辩才. 作为敌对的一方, 特洛伊的智者安忒诺耳是这样赞美奥德修斯的:
但是, 当洪亮的声音冲出他的丹田, 词句象冬天的
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飘来时, 凡人中就不会有他的对手;
谁也不能匹敌奥德修斯的口才!
逻各斯或古希腊的哲学就是在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下产生发展而来的. 近代以来民主和科学大兴, 但究其根源我们还是把它们归于古希腊的城邦和理性, 并且它们是一体的, 城邦式的生活构成了理性萌发的温床, 反过来理性的法则又支撑着城邦制度.
与古代东方不同, 古希腊人知道好几种政治制度, 并了解各自的优劣. 主要有: 君主(monarchy, 一个人统治, 据亚里士多德说古希腊各城邦最早都是由世袭的国王统治的), 贵族(aristocracy, 少数人统治), 民主 (democracy, 多数人统治), 僭主(tyranny, 僭越之主, 用非法手段建立极权统治). 色诺芬写《居鲁士的教育》其立意就在于讨论理想国王的教育, 但在末尾色诺芬也说居鲁士死后, 他的帝国就分崩离析了. 比色诺芬更早的希罗多德也在其《历史》中借波斯人之口说出了古希腊人对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治制度优缺点的评价.
当波斯贵族大流士及其朋友共七人平息了国内的混乱后, 他们便一起讨论将如何治理波斯. 欧塔涅斯主张民主制, 美伽比佐斯主张贵族制而大流士则主张君主制[6]。
欧塔涅斯首先批评了君主制(一个人统治):
我以为我们必须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的独裁统治, 因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的事, 又不是一件好事. ... 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 那么这种独裁的统治又有什么好处呢? 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情的. 他具有的特权产生了骄傲, 而人们的嫉妒心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这双重的原因便是他身上产生一切恶事的根源; 他之所以做 出许多恶事来, 有些是由于骄傲自满, 有些则是由于嫉妒. 本来一个具有独裁权力的君主, 既然可以 随心所欲地得到一切东西, 那他应该是不会嫉妒任何人的了; 但是在他和国人打交道时, 情况却恰恰 相反. 他嫉妒他的臣民中最有道德的人们, 希望他们快死, 却欢迎那些最下贱卑劣的人们, 并且比任 何人都更愿意听信谗言. 此外, 一个国王又是一个最难对付的人. 如果你只是适当地尊敬他,他就会不 高兴, 说你侍奉他不够尽心竭力; 如果你真地尽心竭力的话, 他又要骂你巧言令色. 然而我说他最大 的害处还不是在这里; 他把父祖相传的大法任意改变, 他强奸妇女, 他可以把人民不加审判而任意诛 杀.
然后他叙述了民主制的好处:
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 那就是,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次, 那样也便不会 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 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 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 而一 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会加以裁决. 因此我的意见是, 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权力, 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
美伽比佐斯反对民主制, 主张由一些优秀的人统治:
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 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 来, 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 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 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 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 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 而是直向前冲, 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 流, 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 ...还是让我们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 把政权交给他们 罢. 我们自己也可以参加这一批人物; 而既然我们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 那我们就可以作出最高明的决定论.
大流士是第三个发言的人, 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
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 他既然有与他本人相适应的判断力, 因此他能完美无缺地统治人民, 同时为对付敌人而拟定的计划也可以隐藏得最严密.
接着他批评了寡头制(即少数 优秀人的统治, 或称寡头制, 寡指人少), 并指出寡头制是不稳定的, 最终仍会走向独裁:
若实施寡头制, 则许多人虽然都愿意给国家做好事情, 但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敌对 情绪,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在所有的人当中为首领, 都想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 这结果便引起激烈的倾 轧, 相互之间的倾轧产生派系, 派系产生流血事件, 而流血事件的结果仍是独裁之治; ...
大流士认为民主制也是不稳定的, 最终还是走向君主制:
民主的统治必定会产生恶意, 而当着在公共的事务中产生恶意的时候, 坏人们便不会因敌对而分裂, 而是因巩固的友谊而团结起来; 因为那些对大众做坏事的人是会狼狈为奸地行动的. 这种情况会继续 下去, 直到某个人为民众的利益起来进行斗争并制止了这样的坏事. 于是他便成立人民崇拜的偶像, 也便成了他们的独裁的君主; ...
大流士总结道:
既然一个人的统治能给我们自由, 那末我们便应当保留这种统治方法; 再说, 我们也不应当废弃我们父祖的优良法制; 那样做是不好的.
作为比较, 我们可以读一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第一章所作的名分之辩:
臣光曰: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礼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 纪纲是也: 何谓分? 君臣是也: 何谓名? 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 兆民之众, 受制于一人, 虽有绝伦之力, 高世之智, 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 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 是故天子统三公, 三公率诸侯, 诸侯制卿大夫, 卿大夫治 士庶人. 贵以临贱, 贱以承贵. 上之使下, 犹心腹之运手足, 根本之制支叶: 下之事上, 犹手足之卫心腹, 支叶之庇本根. 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故曰: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司马光说得很清楚, 使“兆民之众, 受制于一人”的并非是力(暴力)和智(知识), 或者说并非像大流士及其朋 友们所说的是依靠个人的优秀和卓越, 而是依靠建立——君臣之分和公、侯、卿、大夫之名——这样一套天 子统三公, 三公率诸侯, 诸侯制卿大夫, 卿大夫治士庶人的体系. 这样一套体系是保国家治安所必须的.
与之相对, 古希腊城邦对独裁统治是极度排斥的, 特别地对僭主(僭越之主, 不是国王, 但僭越国王之位的世袭的独裁者)统治的恐惧更是根深蒂固. 不仅在民主制盛行的雅典, 就是在偏贵族制的斯巴达也是如此. 斯巴 达王波桑尼阿斯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间担任联军司令, 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斯巴达人怀疑他图谋建立自己的 个人统治, 因此派人召他回斯巴达受审, 最后竟然被判了死刑. 公元前三世纪, 斯巴达的另一位杰出国王阿 基斯, 力图改革城邦, 被怀疑是试图建立僭主统治, 也被斯巴达人处死. 在雅典则有著名的陶片放逐法, 在一 年的某一天, 雅典的公民们会举行匿名投票, 把潜在的僭主从雅典流放出去. 这样被流放的大多都是声名最 隆、威望最高的将军们, 比如马拉松战役之后的米太亚德和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地米斯托克利就被雅典人流放了.
关于此, 西塞罗在他的《国家篇》中写道:
首先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例证——米太亚德的故事, 他是击败与征服波斯人的将领, 他在其光荣 取胜的战争前线所受的伤尚未痊愈, 却已被他的同胞公民投入了铁锁链之中, 并就在这些人的手中失 去了连敌人的武器也未能伤害的生命; 还有地米斯托克利, 当他因恐怖而被迫离开他曾从敌人手中解放的国度时, 他并不是在为他的勇武而拯救的希腊港口避难, 而是在他曾使之臣服的最蛮荒的土地上. 希腊人反复无常地并残酷地对待其最卓越的公民的例子确实不少.
古希腊人推崇的这种直接民主制度, 是与其狭小的城邦密切相关的, 人口有限, 地域狭小. 在观念上他们也不认为一个城邦是越大越好的, 而是认为存在着一个最佳规模, 或存在着一个上限.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理想城邦的最佳规模是约5000人,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城邦的规模是人们聚集在广场上能够相互听闻的基础上, 越大越好, 否则公民大会就没法开了, 这个数字估计是20000人左右.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其实还是基于公民大会(全体公民聚集在同时同地)为权力之源这一基本假设之上的. 在古希腊的技术条件下, 露天剧场提供了最佳声学效果, 据说在剧场中间发出的声音在剧场的最后一排也能清楚地听到[7]。
在每个希腊城邦都有这样的剧场, 其规模大致就是接近20000人. 美加罗城(Megalopolis)是古希腊后期著名的大城邦, 它拥有一个20000人的露天剧场, 雅典的狄俄尼索斯剧场(Theatre of Dionysus)能容纳17000人, 这就是技术给古希腊城邦规模所 规定的自然限制. 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 规模过大的城邦, 会使公民相互疏离, 彼此仇恨, 使城邦分裂成几个部分, 反而会伤害城邦的团结. 古希腊式的城邦生活是“公”被放大到极大, 而“私”被压缩到 极小的一种生活. 城邦里有高大的神庙, 宽阔的市场, 露天剧场和体育馆等, 这些都是公民们活动的公共场 所, 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公共空间, 而自己的家庭反而是窄小的, 除了晚上睡觉也没太多的用处. 富人钱虽然多, 但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多, 比如要为悲剧演出提供歌队, 为雅典舰队提供战船等, 因此在古希腊富人并不像今天那样受到广泛的羡慕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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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波普尔《开 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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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西方特质的产物，严格说古代东方是没有哲学的。将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也是日本人西周的贡献，哲(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pp493): 聪明，有才能。《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philosophy”的翻译也经历了“性理学”，“理学”和“穷理学”等方式。 西周则把“philosophy”理解为周敦颐所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意思是圣人寄希望于天, 贤人寄希望于圣人, 士人即读书人寄希望于贤人)中的“士希贤”，因此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后又改为“希哲学”，最后定为“哲学”，参考: 汪晖, “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学人·第一辑》，pp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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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上)》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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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版, pp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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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陈中梅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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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商务版, pp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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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圆形剧场能够过滤低频背景噪音。From Nature News: Why the Greeks could hear plays from the back ro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