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致诚正
提起儒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腐朽落后，禁锢思想，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都是儒家造成的。但是仔细想来，中华文明几千年，以儒家为主体思想治国，国家并未走向灭亡，反而一步步壮大，这其中似乎又有问题。所以对于自己的文化，批判之前首先需要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助力于个人、社会，乃至于国家民族的发展。
一、引言
儒家是个哲学问题，探讨哲学问题，首先要回归人性。性善论与性恶论历来争论颇多，倒也不必纠结。如道家所言，大道至简，就从一个人最朴素的需求谈起。一个人最朴素的需求，无非是物质精神两方面，物质上就是填饱肚子，精神上就是希望生活在一个有温度的社会中。而构建有温度的社会，只能靠仁义。所谓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心要通，靠信任，信任的起点就是仁义，只有你仁我义才能相互信任。儒家倡导的仁义其实是抓住了人性最本质的精神需求。所以我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民族之争或者主义之争，实现了多次的民族大融合，使这个国家不断壮大。
说起仁义，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腐儒的想法，翻翻二十四史哪里写着仁义？仁义不过是权力斗争的遮羞布。但是我想说，正是这块遮羞布，为我们这个民族守住了底线，使我们不至沉迷内部斗争无法自拔，而亡于外族之手。另外，二十四中有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参与者缺席了，这位缺席者就是以仁义为信仰的黎明百姓。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应该是黎明百姓的历史。所以我更喜欢从天下苍生，黎民百姓的角度解读历史，这样才能读出历史的温度。于是，你看到每次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候，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他们有岳飞，于谦，文天祥，史可法等这些从黎明百姓中走出，而不忘初心的当权者；又有宋末没跳海的十万军民，扬州嘉定为华夏殉葬的百姓，以及主动出川抗战的巴蜀子弟等。成功者自不必言，华夏得保；失败者也让侵略者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意志和尊严，明白我们是不可征服的。我想这就是儒家赋予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
二、哲学思想之儒家
从大的方向来讲，儒家思想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转捩点。之前是作为哲学思想的儒家，之后是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首先谈一下作为哲学思想的儒家。作为哲学思想的儒家，跟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有点类似，有其思想体系和社会管理方式。儒家与道家的哲学思想均源自易经，所谓易者变也，即形势在变，人应该顺势而变。这就决定了儒家思想的性格——开放，包容，与时俱进。儒家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文化，并不是后来所诟病的腐朽，落后，禁锢思想。
提起儒家，大家往往觉得礼乐制度，等级制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这些礼教束缚是儒家。其实并非如此，至少不是先秦时期的儒家。儒家之哲学思想与佛教类似，有其心法，往往为我们所忽略的。《中庸》首章就是在反复论述儒家心法，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比如说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就是一种天命，它本身带着无善无恶的本性，所以我们说“如保赤子”，或者“赤子之心”，这个本性发挥出来就是道。之所以又要修道，是因为我们的本性经常会被各种私欲所迷惑而背离。修道就是要克除心中的私欲，恢复内心的本真，如同佛家的明心见性，也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不忘初心。
作为一个信仰儒家的人，首先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恢复至善之心体或者赤子之心。然后发之事父则为孝，事君则为忠，乃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就个人而言，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高境界。《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即是此理，不能本末倒置。以镜比心，可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即圣人之心如明镜，凡人之心如昏镜。圣人之心如明镜，照在君上即是忠，照在父上即是孝，照在百姓上即是仁。凡人之心如昏镜，即凡人之心常常被物欲所迷惑。所以凡人要擦亮这面镜子，即克除私欲，恢复本心。
恢复本心之人，再去看《论语》，就不会觉得是处世经，而是儒家至善之心体在生活各方面的映射。孔子所言，不过是一个恢复本性的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处世方式，而不需后人奉为金科玉律，所以孔子说“余欲无言”。然而可悲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比如说父死三年不改其志为孝，变成了荒唐的三年守制。
再说礼乐制度与儒家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礼乐制度就是儒家，其实也是有偏差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儒家所谓的圣人，即恢复本心之人。其中乐做于舜，礼制于周公，即礼乐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圣王治天下，依天下大势，顺势而为。因此，礼乐制度并非儒家思想的核心，只是圣王之本心在治天下一事上的映射。圣王制礼乐以治天下，普通百姓通过教化修持，恢复本心，从礼乐而不觉束缚，因为人的本性都是相通的。这就是“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必也，使无讼”，“天下大同”，即儒家德治的理想境界。
三、统治思想之儒家
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大争之世，人性的恶充分显露。此时用儒家思想平天下，无异于天方夜谭。孔子晚年也说，“我不复梦见周公，久矣”。而法家主张人性本恶，正好与这大争之世相合。所以说秦国用法家能统一天下。秦朝一统天下，以一秦国而制天下，必视山东六国为外人，须严格提防，即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以法家治国。焚书坑儒，控制思想，严刑峻法，以防动乱，终于民不堪其苦，秦二世而亡。
汉初，经过楚汉战争，百姓十不存一，此时地多人少，资源充足。老百姓都忙着种地过日子，采用道家的清净无为，不去折腾百姓，自然能够天下太平。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的发展，人口恢复，人地矛盾凸显，豪强日益骄纵，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文学游士思想活跃，构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无为而治已经难以维持社会秩序。在朝堂内部，汉武帝少年天子，外戚把持朝政，王权受制。内外交困的危局下，汉武帝感受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所以发出了天人三问。而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尊王攘夷之理念非常有利于汉武帝的集权。故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用儒生抵制外戚，并通过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培植势力，一步步实现中央集权。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则通过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服务于中央集权。此后的儒家类似于汉帝国的宪法，解释了政权的合法性，规定了施政纲领。
四、统治思想之儒家与哲学思想之儒家的区别
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最大问题就是心法的丧失，以致个人修行弱化，礼乐制度退化成了封建礼教，束缚思想，服务于统治者。儒家的很多概念发生了异化，比如说忠孝仁义，变成了愚忠愚孝，一味的妥协，忍让，甚至是以德报怨。其实儒家所讲究的仁是成就的意思，并不是单纯的溺爱，也不是空谈人道主义，有时甚至是大仁不仁。比如说中东难民问题，中国必然不能接收难民。难民问题由来有自，如果我们接收予以接收，西方则可肆无忌惮地继续制造难民，最后中国和中东都将陷入混乱，从而产生更多难民。所以难民应该回到西方，然后倒逼西方中东政策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仁。再说忠孝，忠孝不是愚忠愚孝，不是盲从，而是要成就君父。君父有错，要及时指出并匡正，成就其明君慈父之美名。比如说著名的曾参问孝，孔子说 “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今参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义，安得孝乎！”再说夫妻关系，后世儒家多强调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但是《孔子家语·大婚解》明确指出“敬之至矣，大婚为大”，“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强调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尊重。这就是汉武帝前后儒家的主要区别。
五、儒家思想之后续发展
到了宋朝经济繁荣，生活富足，士大夫开始考虑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探索儒家思想的哲学内涵，于是出现了很多大儒。其中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提出了程朱理学，即“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由外而内，而非反求诸己，并非儒家之本义。相反，理学更强调儒家的外在规范，反而增强了束缚。所以女人裹小脚在宋朝出现，三从四德也在宋朝强化。
到了明朝，王阳明横空出世，创立心学，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主张通过格物致知恢复本心，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真正光明的圣学，使思想得到了一定的解放。只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被官方禁止。
清朝，满清以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必然要进行思想控制，与秦朝类似。所以满清入关即强制剃发，以消灭我们的文化优越感。到了康雍乾三朝，通过深入学习汉文化，大兴文字狱，彻底禁锢了思想。儒家彻底沦为了愚忠愚孝，即所谓奴性。至此儒家完全丧失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特质，以致西方列强入侵之时，我们丧失了变革和学习的能力，陷入了百年耻辱。
所谓外儒内法。有人说是皇帝的虚伪，自己用厚黑学，却让老百姓学仁义，以方便统治。其实并非如此，所谓外儒内法，有其深刻哲学内涵。儒是道，法是术，权变之术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就老百姓而言，无非有口饭吃，基本可以认为人性本善，可以采用儒家，以仁义教化维持社会秩序。皇帝要率先垂范，即皇帝在百姓面前表现的必须是仁义礼智信，这才是所谓外儒。而在朝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性的恶被充分激发，只能采用法家制衡之术来驾驭群臣。皇帝也是可怜人，一个成功的皇帝往往是人格分裂的。在朝堂外，皇帝要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仁义礼智信，并率先垂范，为全民表率，而在朝堂内却常常要骨肉手足相残。像刘邦，刘彻，李世民，武则天，朱元璋朱棣父子等这些成功的皇帝，无一不是人格分裂。人格不分裂的皇帝下场一般很惨，像历史上的惠帝们，比如汉惠帝刘盈，明惠帝朱允炆等。所以外儒内法是古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必然选择，内法以保君权，外儒以收民心，二者缺一不可。并不是某个皇帝的私心，皇帝也是被这种制度所绑架。
打天下过程中的儒法关系。有人说打天下只能用法家，用儒家就是腐儒，这也是值得商榷的。打天下远没这么简单，精于权术的人反而难以成功，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的领导是个算珠子。有人说秦朝统一天下用的是法家，但要知道秦的统一是灭国战争，只能用虎狼之师。而后世多为大一统思想下的统一战争，二者有本质区别。身处乱世，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并非人人都想称王称帝，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法家拉拢，须区别对待。法家只是为了稳住那些势力之徒，靠法家拉拢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不是造反就戮，就是兔死狗烹。而真正聚拢人心，还是要靠儒家，靠儒家聚拢的人才是基本盘。以楚汉战争为例，英布彭越之类的亡命之徒，只能靠法家拉拢。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只是为了有口饭吃，那些无主地的长官，不过想为治下百姓谋个出路，这些人希望看到的是仁义之师，而非虎狼之师，需要以儒家之人以收拢人心，而人心才是真正的政治资本，所以刘邦一胜而定乾坤，项羽则一败而身死国灭。韩信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本来只是想找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并无政治野心，是可以靠儒家聚拢的。然而由于蒯通的搅和，韩信封了齐王，成了一个靠法家拉拢的人，从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就注定了。所以打天下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黎民百姓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六、儒家思想之现实意义
儒家以仁义聚拢人心，建立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同时仁义理念深入人心，保证了无论打天下还是治天下，帝王将相必须以民为本，从而为我们的民族守住了底线。正是以仁义为信仰的黎民百姓，在每次民族危亡关头，做出了正确选择，为我们几千年文明的延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由于失去了心法修行，退化成了礼教制度，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活力，束缚了思想。到了清朝，思想禁锢达到极致，造成了近代的落后。当然，这不是儒家本身的问题，是儒家被政治利用的必然结果。但无论如何，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我们身上都打上了儒家深深的烙印。否定儒家就是否定传统，否定传统就是否定民族灵魂，否定民族灵魂无异于自杀。当代中国，仓廪实，衣食足，我们可以循着王阳明先生的足迹，找回失落千年的儒家心法，重新焕发儒家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活力，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就个人而言，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恢复本心，然后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投入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相信未来世界一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