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在千古暴君隋炀帝和千古明君唐太宗中间，唐高祖李渊的形象比较模糊，给后人的印象大多是优柔寡断、无所作为。

刘昫的《旧唐书》就批评他:

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

诛杀功臣刘文静这事且不提，比起后世的“火烧庆功楼”和“十次路线斗争”，只算是小菜一碟。问题是，他真的是优柔寡断的人吗，他真的患有严重的拖延症吗？

在接班人问题上，他确实曾长期摇摆不定。甚至在可能已经有选择的时候，种种事迹证明，他更倾心于太子建成，这也顺理成章，但他没有采取合适的行动，最终导致骨肉相残，太子建成和四子元吉被族灭。

但历史和小说批评他拖延症的症状远不止于此。蔡东潘的《唐史通俗演义》就说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议定起事后又苦于李渊无心造反，于是裴寂设了个计，设宴灌醉李渊，又安排了两个宫女伺寝。次日李渊酒醒，问明美女身份，披衣跃起，叠声自责，趋出寝门，遇着裴寂一把扯住，与他争论。

渊复呼寂表字道:“玄真玄真！你莫非要害死我吗？”寂笑道:“唐公！你为什么这般胆小？收纳一两个宫人，很是小事，就是那隋室江山，亦可唾手取得。”渊忙答道:“你我都是杨氏臣子，奈何口出叛言，自惹灭门大祸。”寂复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隋主无道，百姓穷困，四方已经逐鹿，连晋阳城外，差不多要作战场。明公手握重兵，令郎阴储士马，何不乘时起义，吊民伐罪，经营帝业哩。”渊嗫嚅道：“我世受国恩，不敢变志。”

随后李世民再次找机会劝李渊起事，又被李渊怒斥，威胁要拿他自首告官，免被牵累。再后来，因剿匪不利，李世民等人再劝，李渊又对李世民说:

“今日破家亡躯，由你一人，化家为国，亦由你一人，我也不能自主了。”

开始还是惊慌，还是嗫嚅，这下子都不能自主了！

起事之后的第一场大战霍邑之战，因进军不顺，李渊又萌生退意，李世民再次挺身而出，力主顽攻，唐军才终于打开局面。

如此说来，李渊真的是个严重的拖延症患者了。然后让人困惑的是，一般而言，开国皇帝总是雄才大略的，唐高祖李渊能在隋末民变四起的环境下，抓住了时机，南攻霍邑，西渡黄河，直扑大兴，几经战役，终有天下。怎么会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毕竟，当公元617年太原起事时，李渊年过五十，但精力还很充沛，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心思缜密，会审时度势，笼络人心，而当时的李世民才十八岁。有资本酝酿并实施领导起事的只能是唐公李渊，而不太可能是乳臭未干的儿子李世民。

《旧唐书》也赞扬他:

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

可见，无论李世民怎么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极力拔高自己，抹黑父亲，李渊的成就都是无法掩盖的。况且，李世民也不可能完全抹杀李渊，更不能妖魔化李渊，这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

事实上，李渊或许在接班人问题上多了些妇人之仁，宽厚有余，决断不足，而在建国立业完全不是优柔寡断之人。《大唐起居注》作者温大雅笔下的李渊就有气魄多了，当他当了太原留守时，就对李世民说:

“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

太原起事的冒险究竟由谁首倡，行动路线最后怎样拟定的，在南征北战中李渊阵营中谁的功劳最大？这些事今天的史家们各有看法。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胜利之后，李渊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继承权，开始各种拉人争宠造谣挖坑，斗争愈演愈烈。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即公元626年7月2日，终于发生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当李世民手下的尉迟敬德全副甲胄荷戈闯入宫中告诉李渊政变结果时，他正在宫内的湖上划船。

《旧唐史》对李渊当时的反应和以后的事都一笔带过，直到贞观八年才又记了他几句话。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 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

毫无疑问，李渊对儿子李世民的作为还是肯定的。然而，玄武门政变的创伤在他心中是永远也无法抹平的。高祖与太宗父子二人心中的芥蒂也一直存在。

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批评太宗很久没有省视年迈的父亲了，他还批评当太宗去夏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受热天的煎熬。

经过多年的征战杀伐，终于天下底定，李渊还没来得及多安享几年太平，就得面对复杂的接班人问题，手心手背都是肉，这对他确实太残酷了。这以后的每个王朝的皇帝，当他们年迈时，都能深深体会到他内心的苦楚和凄凉。无奈这就是权力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