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

                    威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

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你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你是否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讲讲国家与观念的兴衰，侃侃“国王殒命的悲剧”?你是否比一个很少读书的街头路人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更深刻?

你可曾从历史中得到有关我们现状的任何启示，有益于我们的判断和政策的任何指导,防止意外或不测事件发生的任何手段?

你是否从历史长河中发现了规律，能够用来预示人类未来的行动或国家的命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归根结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

我们不时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许多疑虑冲击着我们的进取心。

一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或者，过去只不过是一堆鲜有“定论”的“荒唐事”?

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

“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

即使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籍、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在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上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历史学家总是犯过分简单化的毛病，他们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匆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事实，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包容和理解。”

其次，我们通过从过去所得到的结论来推演未来，但是由于变化的加剧，导致这一行为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

1909年，查尔斯·贝驹(harles Péguy)认为:“自耶稣基督以来世界的变化，都没有最近30年的变化快。”

今天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甚至认为，他们所学习的学科自1909年以来的改变，超过了此前有历史记载的所有时期。

每一年，战时甚至每一个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情况迫使人们对行为和观念做全新的调整。更有甚者，机遇的因素，或者说是自由的因素，似乎会进入到金属和人本身的活动运行中。

我们再也不能确信，原子，更小的有机体，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过去发生反应那样，将一如既往地会在未来发生相同的反应。

电子，如同库柏的上帝一样，神秘莫测，其奇妙的运行以及一些怪癖的特点或情况，或许就能打乱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如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当他酗酒致死，导致了他的新帝国分崩离析(公元前323年);或者如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由于俄国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道路，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1762年)。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

“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的和所期望的。

就哲学而言，我们试图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图通过过去来了解现在。

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总体性视野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全部历史，在苏美尔人或埃及人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过许许多多的文明。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进行发掘!我们必须从局部知识入手，而且必须暂时接受所有的可能性。

就历史而言，和科学与政治学一样，相对性至上，一切公式皆应受到质疑。“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

或许，因为有这些限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耐心地承受现实，并尊重彼此间的歧见。

由于人类在宇宙时间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个匆匆过客，是其所属种群的一分子，是其所属种族的后裔，是肉身、性格和思想的复合体，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支持者或者怀疑者，是某经济体中的一个单位，或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支军队中的士兵，我们都可在相应的学科题目之下诸如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学——来探寻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试图把一百个世纪的历史浓缩进一百页的书中，并进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我们就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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