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名画中的细节问题
（四）
丁宁/文
在西方美术史上，画中有画的现象并不少见。而且，有些画中的“画中画”蔚为大观，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如布勒格尔、威廉·凡·海切特、大卫·特尼尔斯、弗朗斯·弗兰肯二世、乔瓦尼·保罗·帕尼尼、华托、贺加斯、约翰·佐法尼、阿尔卡泽尔、萨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弗兰克·沃勒等人都是描绘密集的“画中画”的好手。不过，他们笔下的“画中画”细节还更多地旨在展示以往的众多名作，其本身的集成往往指向收藏家或博物馆的精品及其趣味等，意义反而显得比较单纯。
当然，“画中画”的功用是林林总总的。我们这里只是集中讨论作为图像典故的“画中画”而已，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画中画”要有作为理解整个作品意义的一个重要依据的作用。这样，那些在画中只是作为点缀而无关作品主题意义的“画中画”，就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了。举例来说，荷兰画家戈德弗里德·斯哈尔肯(Godfried Schalcken)的《一个唱歌的女子和一个弹奏西特琴的男子》中有一幅“画中画”，可是，背景上的这一细节处在室内阴影和布幔的掩映下，不太看得清楚。我们至多能勉强看清右下角的两条裸腿，而无法判断这是谁的作品及其具体确切的含义。同时，也不是所有的“画中画”都一定可以用来阐释作品的意义。譬如，在17世纪的荷兰画家卡斯帕·内切尔(Caspar Netscher)的《辅导孩子阅读的女性》中的背景上出现了鲁本斯的《铜蛇》的小型复制品，但是，它与画面前景上的描绘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至多是在宣示一种家庭的宗教背景罢了。相比之下，彼埃罗·隆吉(Pietro Longhi)的《正在接待骑士的女子》则是含有作为图像典故的“画中画”作品。其中，一个衣着华丽的女子正侧着头微笑，身边是一侧着身子的青年男子(骑士)，他们的身后还有两个女子在做刺绣。背景墙上则出现了一幅“画中画”:掌管狩猎的处女神黛安娜与小天使们在一起……这可能就是在暗示女子的贞洁以及骑士心中的脉脉爱意。
彼埃罗·隆吉：正在接待骑士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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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无疑是驾驭“画中画”的高手，在其为数不多的艺术精品中，绘有“画中画”的就有一半以上，可见其偏爱的程度。他的名画《站在小键盘琴前的女士》与艺术家以前所画的同类作品的忧郁气氛略为不同，洋溢出了一种难得的欢愉情调:女士上身是灰蓝的短上衣，再套上华丽的淡黄色缎子长裙，她的头侧转，朝着观者的方向，脸上浮出一种由于不可言喻的喜悦而露出的笑容。其身后一尺幅很大的“画中画”作为一种图像典故解释了一切的原委。这是古代的爱之神厄洛斯，一手扶着弓，另一手则举着一张牌。维米尔再清楚不过地向观众表明，满面笑容的女士已经被爱之箭射中了。这种“画中画”的画外音作用对于人们理解画作中的潜台词真是功不可没。
维米尔：站在小键盘琴前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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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的，并不是所有画作中的“画中画”都是显得那么突出的，而可能小到需要仔细分辨的地步。譬如，《苏格兰女王玛丽》就是一个恰切的例子。这幅佚名艺术家的作品是苏格兰国立肖像美术馆的镇馆之作。了解英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玛丽的身世可谓跌宕起伏，充满悲情。《苏格兰女王玛丽》正是詹姆斯一世在其母亲被杀约二十年后正式委托画家绘制的，有一种为其母亲正名以及缅怀的用意。画中，玛丽女王配挂的两件十字架饰品(“画中画”)可谓意味深长:左边的小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形象喻指玛丽女王的虔诚，而右边十字架中间的“苏珊娜与长老偷窥”的微型画作为一种图像典故，也再好不过地强调了女王的纯洁与无辜，可是，熟知《圣经》的观者一定知道，苏珊娜最终获得的是一种幸免于死的结局，而玛丽则是被处死的，这就更使后者命运的悲剧性显得愈加强烈了。
苏格兰女王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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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画”的细节或暗示或喻指，无疑为艺术作品营造出更为丰富的意义空间，在整个画面与其中的“画中画”之间来回比照，有时的确会让我们获得一把进入画面深处的钥匙，体味到画作的丰富意蕴。
美术史研究的乐趣或成就感当然就在于能对画作中的细节一一确认，但是，对于所谓“内涵丰富的细节”而言，或许还要特别考虑其中的多义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与其确定细节的唯一意义，还不如对其采取多种可能的解释甚至直接存疑。有时，问题往往出在过于自信的细节解读上。
我们知道，至少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初期开始，《圣经》中有关芭思希芭与大卫王的故事是西方艺术中频频触及的题材。经典的做法就是让芭思希芭在户外沐浴，而大卫王则在背景处的城堡上观看。有意思的是，荷兰绘画采取了另一种别出心裁的画法，就是让芭思希芭阅读大卫王的信。譬如，彼得·德·格雷伯、扬·斯特恩以及伦勃朗的弟子威廉·德罗斯特等人都画过这方面的作品。
荷兰符号学女学者米克·贝尔认为，伦勃朗的杰作《芭思希芭阅读大卫王的信》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而且指出，女主人公手上的信件是画中的重要细节，而信笺左上端的一个几乎看不清楚的小红点也是引人入胜的地方。在她看来，这一红点显得有点奇怪:究竟是信的封蜡还是具有象征性的血迹?如果将其看作为封蜡，那么，它就成了提高信件真实性的细节。但是，只要我们再加审视的话，这样的解读就不得要领了。因为，这个红点如果是封蜡，就不应该位于信笺的边角，而应当居于中间。而且，红(点)与白(纸)的对比，就如信笺的白色与周围的各种色彩的对比一样，显得特别突出。也许，它就是血迹——从而有可能指向即将到来的以及遥远未来的暴力(大卫王的强占、丈夫的阵亡以及儿子的天折等)。。
伦勃朗：芭思希芭阅读大卫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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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解读就一定是合理的吗?为什么同时期其他艺术家没有类似的做法(即在信笺右上端画上红色的血迹)，或者说，仅仅由于小红点的位置变化就可以有如此深文周纳式的引申和发挥吗?问题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于一定要对名画中的每一种细节都做出确凿无疑的判定，而更在于发现特定细节与通往画作深层意义的纽结点。
最后，或可呼应一下著名美术鉴赏家伯纳德·贝伦森的信念:“艺术作品要告知我们的东西多得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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