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出版于1928年6月，迄今已整整90周年。
这部代表胡适白话文学思想与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首次梳理了白话文学的嬗变与发展脉络，构建了中国白话文学史编撰体系，在方法上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可以说，《白话文学史》虽然只有上卷，多被学界惋惜，抑或被诟病为著名的半部书，但它却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并早已成为胡适思想与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失的核心内容之一。
一、《白话文学史》版本。
胡适早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交由绩溪同乡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经营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这部《白话文学史》之所以没有在亚东图书馆出版，主要是1927年6月下旬，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人集股投资，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计划整理出版多种新书，故他将自己的这部《白话文学史》作为同人新月书店的第一部新书出版。
新月书店版《白话文学史》初版为1928年6月，查胡适日记，他在1928年6月19日记道：“我的《白话文学史》昨日出版，今日始得见” ，可知《白话文学史》面世的具体时间应是1928年6月18日。胡适对于此书的完成，是有着喜悦心情的，他在1928年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把《文学史》上卷写成，共二十万字有零，一年之中，只有这一点成绩耳”。
《白话文学史》面世后，在学界引起震动，获广泛好评，当然也有指摘。虽然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但由于作者是大名鼎鼎、风头正劲的胡适，此书却成了当时的一部畅销书。新月书店初印3000册，不到半年已脱销，至1933年，已印行了15000多册。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白话文学史》在两岸的各种版本，已达三十余种之夥。
新月书店版1928年6月初版后，当年12月即出了第2版，至1933年8月已出至第6版。后新月书店经营亏损，于1933年底被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书店并入之后，商务印书馆旋于1934年10月即再版了《白话文学史》。
下面依时间顺序，大略梳理一下新月书店版之后，《白话文学史》的出版情况：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台湾乐天出版社先后四次出版《白话文学史》。
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三次出版胡适《自校本白话文学史》。
1986年1月，岳麓书社在大陆首次出版《白话文学史》，首印7000册。2010年再版。
上海书店1989年将《白话文学史》列入“民国丛书”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3年还曾列入《胡适全集》出版。
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1996年9月出版、2016年6月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2002年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9年出版，皆附有骆玉明教授导读。
团结出版社2005年出版、2006年出版、2009年出版、2011年出版、2013年次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精装典藏本。
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出版。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精装本。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精装本。
古吴轩2017年出版。
此外，上海三联书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等也都曾出版过《白话文学史》。
二、《白话文学史》勘误。
新月书店 1928年6月初版《白话文学史》即附有6页勘误表，它是由胡适自己校勘的。胡适在1928年6月1日日记中说：“今日作勘误表，误字尚不少”，6月2日日记说：“继续作勘误表”。1960年代后，胡适在台湾再次对《白话文学史》进行校正，后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出版了《自校本白话文学史》。但该版实际上只有二、三处简短补充。
而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白话文学史》勘误表中指出的错误，有多项在后来的各种版本中却未能改过，一直延续。更令人奇怪的是，包括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的《自校本白话文学史》也是如此，竟也留有多处初版勘误表中已指出的错误。譬如，初版勘误指出“汉朝的民歌”一章中“自从地产生这些活的文学”，“从”误，应为“然”；“他们只直率地说了他们的歌”，“说”误，应为“唱”；“以李延年的协律都尉”，“的”误，应为“为”等多处已勘出错误，台湾的胡适研究所《自校本》、大陆的各种版本，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本仍然沿袭原误 。
三、新发现的《白话文学史》重校本。
2017年12月，笔者在安徽绩溪收藏圈得到了一部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本《白话文学史》签赠本，扉页有胡适毛笔亲书：“送给健行，并谢谢他给我重校此书。适之。十七，九，廿四”。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重校本的出现，对于长期以来的《白话文学史》研究以及胡适研究，无疑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发现。
经考证，胡适亲笔题签赠予者“健行”，即程健行，安徽绩溪仁里人，时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曾帮助汪协如女士校点《缀白裘》。从称谓习惯上我们可以看出，温文而雅的胡适直接称程健行为“健行”，而未加“先生”等恭词，说明胡适与程健行已不仅是同乡，而且非常熟稔，已视作身边亲近的人，如同他平时对待朋友如徐志摩等直接称“志摩”这类情形是一样的。
已故国家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先生，在1983年8月18日为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所作序言中说：“最后再交代一下本书前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的来历。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保留下来的遗物，去年我侄儿回绩溪老家去找来的，照片前排左起第四人程健行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旧学很有修养的人，工作认真踏实……可惜他在一九三O年春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父亲去世后留下寡母和五个孤儿，我居长，才十四岁，最小的弟弟才三岁。不用说，我们家庭里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于是托人将我介绍到亚东去当学徒，这样我就在亚东工作了四年（一九三O年——一九三四年）……书后的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单中的程敷铎就是我的原名，改用今名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开始的，姓王是随母姓”。
据上得知，程健行是王子野先生的生父，于1930年逝世，年仅35岁。也就是说，他在重校《白话文学史》后不到二年就英年早世了。由此推断出程健行当出生于1895年，比胡适小四岁。同时可以推断，王子野先生应该从未见过他父亲的这个重校本，也从来不知道他父亲逝前还曾为胡适著作做过校勘，否则，这等重要事情，王子野不会在自己生前多次参加胡适学术研讨会、多次为相关胡适研究图书作序中从未有过口头与文字提及。
胡适签赠给程健行的这部初版《白话文学史》，时间是1928年9月24日（很巧合，程健行与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的那张合影也是该日），距该书问世仅三月略余，据此可断，程健行应该是胡适自作勘误表之后，第一个为《白话文学史》作全书重校的人。
程健行的重校，是在新月书店初版《白话文学史》原书上进行的，既有毛笔红字原处直接圈定校正，也有毛笔黑字原处加点、于书眉校注，书迹红字为楷书、黑字为行书，皆隽秀有力。程健行的校正从标点，到错字，到顺序，到引文，到出处，十分认真详尽细密，指正达数十处之多。
今初步对照台湾、大陆出版流行的《白话文学史》诸种版本，包括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的自校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本，程健行重校本中勘误指出《白话文学史》中的错处竟未获改正，至今仍在各种流行版本中延续。正缘于此，程健行的重校本《白话文学史》更显得珍贵，其足可弥补九十年来胡适这部名著各种版本的不足与缺憾，对于《白话文学史》研究以及胡适学术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我非常希望胡适亲笔签赠并致谢程健行的这部最早、也是迄今为止两岸唯一的《白话文学史》重校本，能够早日出版印行，相信它一定会引起两岸学界与广大爱好者的重视与喜爱。
